朱家安／錢可以解決問題？——全民基本收入如何鬆動社會結構
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基本收入」）幾十年來被熱烈討論。基本收入是一種社會重分配政策，主張政府在固定時間發給所有公民一筆固定的錢，不管你有沒有工作、家境如何，都會收到。基本收入要花很多錢，不過支持者通常主張，在自動化（automation）的未來，機器的生產能力將使這種基進的政策成為可行。
在過去的兩篇烙哲學文章，我們分別討論了基本收入的常見理論，以及基本收入政策下有些人會「不勞而獲」的問題。這篇文章要來談談基本收入如何可能舒緩一些目前社會改革的瓶頸。
結構與循環
公共事務常常令人無力。身為民主社會公民，我們有理由關心公共事務，不只是因為有參政權的我們必須為政府的錯誤政策負責，也是因為公共政策的品質攸關我們的生活福祉。然而，當你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深入了解，通常也會對於此議題的解決越來越不抱希望，因為你發現，許多問題環環相扣，例如：
- 我們的教育有很多問題。
- 這些問題不管從制度面還是教學面都難以解決，因為它們最終源於升學主義。
- 升學主義源於家長和學生對於未來生計的不安全感。
- 不解決經濟問題，就難以解決教育問題。
有時這些問題甚至會形成難解的惡性循環：
- 有些人認為，比起硬性的法律數字規定，健康的勞資協商會是勞資問題更好的解決方案。
- 然而因為勞資問題而陷入最差處境的那些勞工，最沒有進行勞資協商的本錢，更罔論這協商健不健康。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往往來自結構，結構難以打破，問題就一直存在。所有的社會議題上，幾乎都可看到這些影子。
有些問題可以用錢解決
上述問題都很難搞。在教育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很棒的教材，訓練很棒的老師，但就算這樣，也無法阻止學生僅僅以大考高分讀書，或者僅僅以將來出路選擇類組和校系。
教育最抽象的目的，是讓人成為能過好生活的人，但是一旦工作壓力存在，教育系統似乎也成為令人痛苦的一部份。在勞工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完善的法規，但就算這樣，也很難保障每個工作現場的互動公平。在這裡，勞資難以對等協商只是問題之一，另外還有工作環境、潛規則和性騷擾等等。
以上的難題大概可以總結為：我們很難用制度化的方式，給人真正的自由。在經濟壓力底下，學生沒有真正的自由去學他想要的東西、接受有意義的教育。不管法律多漂亮，在實務面，勞工很難有真正的自由跟老闆討價還價、拒絕不合理的工作環境和潛規則、性騷擾。
聽起來不可思議，上面這些問題很難用制度舒緩，但用錢卻好像有機會。
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政策，學生未來的工作壓力得以舒緩，就有更多空間掙脫分數的控制，接受自己喜歡的教育。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勞工不需要背水一戰，有更多議價能力，也有本錢可以拒絕糟糕的工作環境，這將讓雇主有更多動機去改善工作環境。在一些情況下，基本收入政策帶來的好處甚至可望回饋給社會，例如減少因為工作環境糟糕而過勞的大客車司機和醫生。
製造實質自由
上面這些神奇的效應，用黃頌竹在〈無條件基本收入與不勞而獲〉一文裡的話來說，是因為基本收入為學生和勞工帶來了「實質自由」。
有些人反對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他們可能會說：你是勞工，你覺得薪水太低，大不了不爽不要做，法律又沒有規定你要接受工作。這種人強調，既然勞工擁有自由拒絕接受一份工作，那雇主應該也有自由決定那份工作的薪水。
然而，勞工真的有拒絕工作的自由嗎？如果拒絕工作會帶來沒地方住、小孩得送去社會局這類令人無法接受的後果，那麼我們會說，勞工雖然擁有拒絕工作的形式自由，但沒有拒絕工作的實質自由。也就是說，法律允許勞工拒絕工作，但實質上，勞工根本沒有本錢拒絕。
基本收入帶來的，就是這種實質自由。基本收入的金額大概無法讓你不愁吃穿，但它降低了找不到工作的代價，讓你真的有辦法去拒絕那些有前景但讓你覺得無聊的科系，以及糟糕的工作。哲學家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認為基本收入能為人帶來真正的自由，以上這些說法，就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