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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錢可以解決問題?——全民基本收入如何鬆動社會結構

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基本收入」)幾十年來被熱烈討論。基本收入是一種社會重分配政策,主張政府在固定時間發給所有公民一筆固定的錢,不管你有沒有工作、家境如何,都會收到。基本收入要花很多錢,不過支持者通常主張,在自動化(automation)的未來,機器的生產能力將使這種基進的政策成為可行。

在過去的兩篇烙哲學文章,我們分別討論了基本收入的常見理論,以及基本收入政策下有些人會「不勞而獲」的問題。這篇文章要來談談基本收入如何可能舒緩一些目前社會改革的瓶頸。

結構與循環

公共事務常常令人無力。身為民主社會公民,我們有理由關心公共事務,不只是因為有參政權的我們必須為政府的錯誤政策負責,也是因為公共政策的品質攸關我們的生活福祉。然而,當你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深入了解,通常也會對於此議題的解決越來越不抱希望,因為你發現,許多問題環環相扣,例如:

  1. 我們的教育有很多問題。
  2. 這些問題不管從制度面還是教學面都難以解決,因為它們最終源於升學主義
  3. 升學主義源於家長和學生對於未來生計的不安全感。
  4. 不解決經濟問題,就難以解決教育問題。

有時這些問題甚至會形成難解的惡性循環:

  1. 有些人認為,比起硬性的法律數字規定,健康的勞資協商會是勞資問題更好的解決方案。
  2. 然而因為勞資問題而陷入最差處境的那些勞工,最沒有進行勞資協商的本錢,更罔論這協商健不健康。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往往來自結構,結構難以打破,問題就一直存在。所有的社會議題上,幾乎都可看到這些影子。

有些問題可以用錢解決

上述問題都很難搞。在教育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很棒的教材,訓練很棒的老師,但就算這樣,也無法阻止學生僅僅以大考高分讀書,或者僅僅以將來出路選擇類組和校系。

教育最抽象的目的,是讓人成為能過好生活的人,但是一旦工作壓力存在,教育系統似乎也成為令人痛苦的一部份。在勞工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完善的法規,但就算這樣,也很難保障每個工作現場的互動公平。在這裡,勞資難以對等協商只是問題之一,另外還有工作環境、潛規則和性騷擾等等。

以上的難題大概可以總結為:我們很難用制度化的方式,給人真正的自由。在經濟壓力底下,學生沒有真正的自由去學他想要的東西、接受有意義的教育。不管法律多漂亮,在實務面,勞工很難有真正的自由跟老闆討價還價、拒絕不合理的工作環境和潛規則、性騷擾。

聽起來不可思議,上面這些問題很難用制度舒緩,但用錢卻好像有機會。

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政策,學生未來的工作壓力得以舒緩,就有更多空間掙脫分數的控制,接受自己喜歡的教育。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勞工不需要背水一戰,有更多議價能力,也有本錢可以拒絕糟糕的工作環境,這將讓雇主有更多動機去改善工作環境。在一些情況下,基本收入政策帶來的好處甚至可望回饋給社會,例如減少因為工作環境糟糕而過勞的大客車司機和醫生。

製造實質自由

上面這些神奇的效應,用黃頌竹在〈無條件基本收入與不勞而獲〉一文裡的話來說,是因為基本收入為學生和勞工帶來了「實質自由」。

有些人反對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他們可能會說:你是勞工,你覺得薪水太低,大不了不爽不要做,法律又沒有規定你要接受工作。這種人強調,既然勞工擁有自由拒絕接受一份工作,那雇主應該也有自由決定那份工作的薪水。

然而,勞工真的有拒絕工作的自由嗎?如果拒絕工作會帶來沒地方住、小孩得送去社會局這類令人無法接受的後果,那麼我們會說,勞工雖然擁有拒絕工作的形式自由,但沒有拒絕工作的實質自由。也就是說,法律允許勞工拒絕工作,但實質上,勞工根本沒有本錢拒絕。

基本收入帶來的,就是這種實質自由。基本收入的金額大概無法讓你不愁吃穿,但它降低了找不到工作的代價,讓你真的有辦法去拒絕那些有前景但讓你覺得無聊的科系,以及糟糕的工作。哲學家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認為基本收入能為人帶來真正的自由,以上這些說法,就是原因之一。


 

  • 作者為朱家安,多年來面無表情地致力於哲學教育,雖然人稱「雞蛋糕腦闆」但其實不受兒童喜愛。著有簡單易懂的哲學書《哲學哲學雞蛋糕》以及同性婚姻爭論的論點分析書《護家盟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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