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紫吟／立院平權如何落實？比婦女保障名額更積極的「群體代表權」

去年有宗教團體提案，希望可以透過公投，將得以施行人工流產的懷孕週數由24週降至8週，對此衛福部長陳時中則回應「又不是公投的人要生」，表示限縮懷孕者權利會產生許多問題，尚須溝通。

而後該提案因不符規定遭中選會駁回，但該團體於今年再度提案，希望增列人工流產「六天思考期條款」。提案人雖然沒有懷孕能力，但似乎認為自己比女性更了解「是否要繼續懷孕」時所需的思考時間。

這兩個提案都和懷孕女性的權益相關，是否正如衛福部長所暗示，應讓懷孕者決定更為恰當？本文將從女性主義學者楊（Iris Marion Young）的想法出發，試著探討此問題。

現行制度：婦女保障名額

我國不分區立委目前有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設計，規定各黨當選名單中，女性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這個制度讓台灣成為亞洲女性立委比例較高的國家。本屆立委中，女性佔全體比例41.59%，雖然仍未過半卻也是國內新高。除了增加議事意見多元性之外，婦女保障名額也是為了舒緩傳統上「政治屬於男性」的刻板印象。

然而，婦女保證名額的存在，當然不代表性別平等在台灣已全然落實。在教育方面，根據行政院性平會統計，女性研究生的比例偏低，僅占三成至四成；在薪資方面，根據勞動部，台灣今年的「同酬日」落在2月21日，也就是說依主計總處108年薪資統計初步結果，女性必須比男性多工作52天才能達到同酬；在勞動條件方面，目前有薪產假只有8個星期，遠低於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至少14星期之規定，顯示出女性的勞動困境。

誰在遭受不平等

婦女保障名額的一個遺憾，在於雖然確實保障了婦女進入立院，但卻不保障立院有具備性別意識的聲音。

在政治人物當中，缺乏性別意識的表現似乎以男性居多，例如張善政批評總統蔡英文「沒生小孩，不懂父母心情」，或是郭台銘諷刺前立委洪慈庸「擔任立委這幾年，都在結婚跟生孩子」（由此也能看出，女性政治人物無論有沒有生小孩，都會成為遭人非議的目標，但男性政治人物則不容易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而，給定父權文化背景，女性當然也可能歧視女性和厭女。例如現任立委蔡壁如就曾在直播中表示，常被指責性別歧視的柯文哲其實是「性平最徹底的」。面對柯文哲屢次發表性別歧視或厭女言論，蔡壁如卻僅認為是柯文哲的習慣，而不應被放大檢視。¹

因此，增加一個女性立委，不見得代表增加一個能促進女性權益的立法者。婦女保障名額能賦權（empowerment）於女性，但不保證能進一步將此平等意涵擴及其他層面。

根據楊的分析，當今的壓迫問題不一定來自某個特定強權，而是來自整體社會的日常實踐，故壓迫在此是結構性的，其原因往往和刻板印象、日常習慣和歧視有關，也因此，壓迫不是針對特定個人而是社會上的某些群體，例如父權社會下的女性、異性戀霸權中的性少數，以及種族至上主義下的有色人種。²

既然壓迫是針對整個群體，那麼主要意義在於對個人賦權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就無法有效解決現存的壓迫問題並促進性別平等。

群體代表權

為了舒緩受壓迫群體的困境，楊提出群體代表權（group representation）這個概念，主張在原有立法群體之外，增設能「代表弱勢族群利益」的群體。以我們討論的案例來說，並非只要是女性就有資格成為女性群體代表，而是需要確實明白其女性群體福祉，並帶有意識地推動和支持各項政策與法案。群體代表權並不是要取代現有的立委選舉制度，而是額外增設群體代表，以彌補原來做決策時容易出現的「性別盲」或「族群盲」等缺陷。

根據楊的主張，這類群體代表權將發揮以下三種功能³：

1. 群體獲得集體賦權感

由於獲得代表權的成員都具備相關群體意識，因此將會是一能反映特定群體經驗的組織，因此賦權感可以擴及至社會上同屬此群體的其他人。

根據此概念，身為女性卻未具備良好性別意識的人，將不會獲得此群體代表權而出任立委。⁴

2. 將有屬於此群體的政策提案（且提案人有義務向其他人說明此提案確實有將群體納入考量）

傳統政策提案多以提案的類型作區分，例如國防、經濟、文化等，卻很少由群體的角度出發。這表面上是一種制度中立，亦即不偏袒特定群體，但若考量社會實際運作上，群體原本就有強弱區分，這樣的中立其實只是假象，因為它實質阻礙了壓迫問題的呈現。

3. 在攸關群體成員直接利益的政策上須有否決權

也就是說，當強勢群體的人提案欲剝奪或限制受壓迫群體成員的福祉時，群體代表權將能有效避免此狀況的發生。在民主國家的多數決制度下，受壓迫群體很容易遭遇多數暴政，例如，由於異性戀是多數，因此性少數的結婚權益若要經過投票才得以確立，就很容易受到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前述，壓迫往往和人們的日常習慣有關，因此並不是只有當群體成員屬於少數時才會有受壓迫的問題。例如受限於多數人仍習慣以父權秩序下的邏輯進行思考（有些女性也同樣厭女），使得女性仍屬於受壓迫群體。

根據此概念，前述提案人希望可以增列人工流產「六天思考期條款」的提案，將會因為和女性直接利益相關，而在付諸公投前就被否決，以避免壓迫的產生。

雖然要中止懷孕確實需要審慎評估（但反過來說，選擇繼續懷孕其實也需要），但該提案人認為要由法律規定思考期，實際上是貶抑女性的評估能力，並增加欲中止懷孕者的身心負擔。

如果我們要將此群體代表權的概念落實於制度中，政府可以和目前的相關民間單位合作，成立特定群體的代表處，並由該處成員相互推派以產生代表人員、出任立委。此類群體代表處並不限於女性群體，亦應包含原住民族群和性少數族群等受壓迫群體，而這些群體代表應佔立委中的多少席位，則可視其群體事務多寡程度再行決定。

若我對蔡壁如在性別意識上的說法合理，蔡壁如身為女性，但無法「代表女性權益」。因此，在上述假想的政治規劃裡，蔡壁如依然有區域立委參選權，也可以成為任意政黨的不分區立委（滿足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但可能無法獲得女性群體代表權。

這些代表特定群體的立委有責任向其所代表的群體說明，他們的提案旨在促進群體利益，相較於其他立委，額外擁有特定法案的否決權。

小結

本文試圖比較婦女保障名額與群體代表權，指出受壓迫群體不只需要保障名額，更需要能真正代表其權益的立法者。群體代表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只適用於當前女性，也適用於所有受壓迫群體，能幫助我們走向更平等的未來。

• 文：陳紫吟。政大政治所碩士生。興趣是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和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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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直播中，都能看出蔡壁如對性別平等概念的認知相當粗糙且錯誤，蔡壁如和柯文哲似乎都認為，只要看到一個人而未注意其性別為何就代表「男女沒有差，所以平等」但實際上，判斷一個人的性別原本就不應該是「用看的」，且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原本就沒有必要「判斷人的性別」。關於性別平等，只說得出「看到一個人而未注意其性別為何」最多只能說明性別刻板印象的情況也許不嚴重，因此不會認為「女生有特定樣子，或男生有特定樣子」但也可能只是，雖然有性別刻板印象，但只是出於「沒注意看」所以不知道人的性別。
•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台北：商周出版，2017年。
• Young, Iris M. 1989. _Polic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 in Phillips,Anne(Ed.), Feminist and Polit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需要小心的是，群體代表權的目的並不是要區分「誰才是正統」，換句話說，即使是被認定不能取得女性代表權的女性，也僅表示該名女性不夠重視女性群體的利益（或未能有相關意識）而不是要否定其作為女性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