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緯／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台灣哲學家選讀——洪耀勳

沃草烙哲學 11 Sep, 2021

沒有言語則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批判，沒有批判則不能達到事物的真相。

──洪耀勳（1903-1986）

近年來，台灣的本土語言運動方興未艾。不論是藝術文化，抑或是哲學思想，儘管仍因某些偏狹見識制限，但都越來越能夠在主流社會中有創作跟思辨的空間；上個世紀身處在日本植民時期的台灣哲學家洪耀勳，曾在1932年於《台灣新民報》發表〈創造台人的語言也算是一大使命〉，提出其就台灣語言的看法¹：

沒有言語則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批判，沒有批判則不能達到事物的真相。所以勿論學問，如是對社會一般喚起輿論，下了中正的批判為使命的新聞，也是由言語始得發揮其能力。對於大眾日日生活最有密接關係的報紙，來創造表現生活的字眼，容概日進月步的生活的新內容亦是很緊要。²

思想、語言與社會的密不可分

在這篇評論短文，洪耀勳提出了思想、語言與社會的密不可分。基本論點有以下幾點：

自由且具備批判的思想，是以社會日常的語言為發展條件。倘若沒有日常生活的語言作為基礎，那麼求真的思想也就無所根柢。因此，受到植民教育而與原本的社會語言疏離脫節的情況下，也就使得思想需要的自由與批判，無疑是不切中的。

思想的本真，亦即其所宣稱最為趨近真實樣貌，係來自於不同時代、社會的發展脈絡。於是乎，即便有哲學思想追求的普遍，亦仍需要各社會群體自有發展之個殊，形塑出某種屬於共同體為主體的哲學體系基礎。必須留意的是，自由與本真是發展自我主體性的哲學之條件。

無論是藝文創作還是哲學思辨，端賴具備語言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公共領域，而非單就五百年一遇之天才創見即可為之。況且要有公民素養的政治能力，亦無法稚脫於本身語言文化的成熟程度。

簡言之，洪耀勳就上述論點所提出的是：哲學思想係以本真的語言社會文化為基礎。這一方面亦與三〇年代台灣社會「文藝大眾化」波潮，主張藝術文化發展應以民族、鄉土、大眾的路線為基底，另一方面也是洪耀勳受到日本京都學派及其繼受的德國存在哲學（Existenzphilosophie）影響下，所建構的實存運動哲學。

隨著其他重要哲學著作如〈風土文化觀─臺灣風土との聯關に於て─〉（1936）、〈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1934）等見諸社會，洪耀勳及其實存運動哲學所要建構且展現的，是以台灣主體性出發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亦可從本篇短文略見其構思。也就是說，文中提到的本真，係洪耀勳的哲學思想體系受繼自德國存在哲學以日本京都學派，同樣接受哲學思想應致力於接近該所屬社群真正的文化社會，也就是一個社群自身具有的經驗與脈絡，從個體的生活經驗到社群的語言文化脈絡。

實存運動哲學的思潮運動

洪耀勳於1928年畢業自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專攻德國觀念論與存在哲學，隨後回台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彼時，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聘請的務台理作、岡野留次郎、淡野安太郎等，均屬日本京都學派的哲學者，同樣任職於文政學部的洪耀勳，一方面係東京帝大的學術養成，一方面係台北帝大的同儕學風，從黑格爾、海德格、齊克果等歐陸哲學乃至日本和辻哲郎的風土哲學觀，提出批判觀點，進而發展出以台灣語言文化社會為主體的實存運動哲學及其思潮運動。而曾天從（1910-2007）、黃金穗（1915-1967）、鄭發育（1916-1996）、以及洪耀勳，皆為日本京都學派直接或間接繼受的台灣實存運動哲學者。

曾天從是洪耀勳在台北帝國大學的同事，曾任職於西洋哲學研究室，戰後也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畢業自早稻田大學文學科專修德文，後來師承山岸光宣、桑木嚴翼等日本哲學者，專攻純粹現實學的曾天從，也是洪耀勳的智友（與摯友）。黃金穗拜京都學派田邊元門下，專攻現象學、數理哲學及西田幾多郎中晚期思想，提出「夜中世界才是日常自我的基體」³。

鄭發育是台灣實驗心理學的先驅，戰前拜京都學派執首西田幾多郎門下，鑽研德國觀念論、完型心理學等，戰後也曾與其生余德慧合作翻譯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可以留意的是，戰前這些台灣的實存運動哲學者，或多或少有參與公共領域的智識與文化活動 ——這也幫助形塑了台灣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不過在戰後一方面也在公共領域幾乎銷聲匿跡，另一方面在思想研究也走向純粹理論且不涉及現實社會論述。

透過德國存在哲學與日本京都學派之思想脈絡，洪耀勳建構的實存運動哲學是奠定在以語言文化社會之本真為基礎。如上述提到〈創造台人的語言也算是一大使命〉的整理論點，洪耀勳認為一個人是否能夠有哲學思考的能力，在於其是否能夠自由運用符合其生活經驗乃至於文化脈絡的語言能力。

以反面舉例，倘若一個人論述使用的語言，並不是用其平常生活與所屬社群成員溝通的語言，或許乍看之下仍是言之成理，但脫離生活經驗跟社會文化的論述並不夠深刻。值得一提的是，此文提到報紙，做為公共領域溝通的媒介來傳達哲學思想與公共論述，符合所屬社群的常用生活語言也才能夠進行公共溝通；乃至於哲學思考與藝文創作，無論才華如何，提出文中所希望的自由批判思想，係說如何從所屬的語言文化中開展自養分。

再者，即便哲學思想追尋的是一種普遍放諸四海皆準的原理原則，仍然需以社會文化脈絡的個別經驗為基礎。而進一步理解洪耀勳的哲學思想體系，如此本真落在社群為底的脈絡，則是以社會為個體與群體交涉之存在中介，也就是說個體在群體內的溝通與行動而形塑的社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創造不同的語言文化面貌，進而從社群自己獨有的社會文化脈絡跟放諸四海皆準的原理原則，得出社群自己的歷史辯證關係。而洪耀勳在論證和辻哲郎的風土哲學觀時，也藉此提出論證，係台灣有別於其他文化風土而有自己的個殊，來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初始哲學體系。

洪耀勳戰時輾轉遭派駐在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任教於北京大學；戰後曾在時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引推下擔任哲學系教授，並於1950年擔任系主任，長達二十年用低調扎實的為人，來保衛哲學思想的自由學風，免於白色恐怖情治體系的滲入迫害，直到1972年退休後才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其1966年出版的《實存哲學論評》，略可謂之洪耀勳實存運動哲學的集大成論著。

而洪耀勳奠定台灣主體性的哲學思想體系之貢獻，後世哲學者如洪子偉教授評為「台灣哲學盜火者」⁴，而吳叡人教授也就其博士論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Formosan Ideology）提出洪耀勳的哲學體系在於建構屬於台灣人的精神現象學⁵。總言之，洪耀勳在台灣哲學史的貢獻，或可以台灣人的語言、文化、社會為基礎，建立一套獨有的哲學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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