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華／當「爬」滑梯成壓迫小孩的權利，打破「遊戲」規則就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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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玩具成為遊戲，遊戲成為壓迫
滑梯對孩子來說是玩具，但對成人來說則是遊戲（game）。對於那些在標示上寫明規則的公部門或是小心翼翼的照顧者而言，滑梯是由結構性規則所架構的：它是用來滑下去，而不是爬上來的。但對孩子而言就不是這樣了。孩子在同一個實體物品中看到多種直覺功能。滑梯可以溜下來、可以爬上去、可以躲在下面、可以丟石頭上去，還可以進行很多其他好玩的互動。當大人堅持這是個遊戲，並設定規則，而不僅僅是個玩具時，滑梯是具有壓迫性的。
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利斯・楊（Iris Marion Young）曾說：「所有受壓迫的人，都遭受到一些壓抑限制，讓他們無法發展和發揮自己能力、表達自己需求、想法與感受。」遊戲空間可能看起來無足輕重，因為我們的社會看不起遊玩。但這是一種低估：透過遊玩，人能學會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表達自己的價值觀，以及與他人協商。
因此，當照顧者限縮孩子發展與練習這些能力的機會時，可能沒想到自己正在實現「壓迫」的重要元素—— 用家長的權力使孩子服從。官方告示牌和社會約定俗成的理解決定了滑梯的正確使用規則，而家長則藉由指導話語和嚴厲眼神來監督，迫使孩子服從規則。
不過，「壓迫是環環相扣的，」廖顯褘也提醒：「即使成人表現尊重孩子自由遊玩的自主權，也可能只會選擇性地對符合刻板規範（norm）的孩子這麼做。對於不符合刻板規範的孩子，成人依然會透過監督或懲罰迫使他們遵守規則。」例如，很多時候，男孩都會被允許爬上滑梯或用預期之外的方法玩耍，一旁家長或照顧者可能兩手一攤，說：「男生就是這麼好動嘛！」「男生需要這樣玩啦！我管不動！」很多女生卻都會被告誡：「不准那樣做！太危險了！」
社會讓女性傾向於「做出符合社會期待的避險型決定」而不是「照顧自己權利及利益的決定」，甚至讓女性習慣自我審查，避免做出「不適合女性」的競爭型行為。這也延伸到日後的教育選擇和勞動市場表現上。
讓小孩擁有自己的「地盤」，長出空間能動性
庫克拉告誡：「不要把空間放任自由主義（spatial libertarianism）當成空間不平等的解決方法。」建立一個共融空間，需要有資源、有人力且有計劃的努力，不是蓋好一個固定設施的硬體空間，讓小孩自己在其中自動發現每一個小孩的多元性，接著就會主動同理彼此、平等互相對待的共融就會發生。
過去六、七年，特公盟和各種單位合作，辦理兒童參與工作坊，讓小孩能參與遊戲場的規劃，這或許算是改善現狀並增加了孩子的空間能動性，但最終這些小孩也依然只能在「既定的固定設施」裡遊玩。我們必須注意到庫克拉的期待比這更高，他對空間使用者能動性的極致想像，是大家能重新改造或重新利用（re-create, re-use, re-make）空間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真正「擁有自己的地盤」，一個遊戲空間要真正屬於小孩，它得要能夠隨著小孩的渴望和點子去「滾動式改變」。
在這我們可以對照廖顯褘討論的「冒險遊戲場」案例。冒險遊戲場有時也被稱為「探索遊戲場」（adventure playground）或「垃圾遊戲場」（junk playground），在歐美日甚至越南等國都是常見的遊戲場形式。這種遊戲形式，也是特公盟一開始到現在持續倡議，但仍未能在台灣普遍實踐的理念——以孩子為本，讓孩子不受家長監督，自己動手做，用紙箱、木頭、鐵錘和釘子等素材搭建任何東西。
孩子做出各種奇形怪狀的結構玩耍，雖然較具風險，卻是自由且自主的探索經驗。有些社會福利式的冒險遊戲場，會安排像是「社工」（social worker）一般的「遊戲工作人員」（play worker）來輔助社經較低落家庭的孩子，提升他們的遊戲力、情緒力或社交力等。
廖顯褘說「雖然冒險遊戲場背後的概念已存在將近一世紀之久，但在現實世界中還是很難找到。台灣目前還沒有冒險遊戲場，即使是特公盟也還沒有大力倡議。」台灣其實有一些冒險遊戲場個案，但面臨現存法規、主流教養理念以及難以維運等阻礙，部分冒險遊戲場未能繼續運作，部分運作得十分艱辛。以下我介紹二個例子，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公園遊戲力》書末的討論。
2020年8月到9月，桃園大溪中庄的香草野園、創藝樹設計工作室和在地家長合作，推出一系列農場冒險遊戲活動，邀請親子「來野園、野一下」，玩布袋、麻繩、輪胎、纜線繩軸和泥巴水坑，希望打造一個「香草冒險野園」。
在2022年，新竹光合教育工作室、黑龍騎士團及在地家長，推出「危險遊戲場」實驗基地，以台灣在地好物「竹子」為主要建物素材。在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的參與下，他們辦理工作坊，讓建物可以循著小孩的遊樂需求和點子重複拆卸、搭建成不同樣貌。
以上這兩個例子，是在特公盟倡議冒險遊戲場之後嘗試和地方合作出現的案例。此外，在2019年時，社區工作者暨書粥店長高耀威在台南正興街和國華街交叉口，用觀光局的十萬元預算，和台南社區大學打造了主要由廢輪胎構成的「廢柴遊樂園」，這個空間內的輪胎變成各式遊具，玩壞了再由居民自力修復、栽種植物或改造成其它形式，回應遊戲空間逐漸仕紳化的擔憂。
在遊戲倡議圈子裡，還有另外兩個老牌場域趨近冒險遊戲場。一個是新北新店的桐溪自然遊戲場（後曾更名為桐溪農園），試圖打造理想的幼兒教育自然空間；另一個是新竹竹北的粘巴達假日學校，期許復育台灣曾經舊有的開放式童年環境。
這兩個場域的目標，不全然僅是冒險遊戲的那一種「完全不受監督的孩子自助搭建任何東西給自己和友伴遊戲，在場域之中試圖練習合作或解決衝突的能力」，但以上這些，都仍屬於廖顯褘提到的「重新改造或重新利用（re-create, re-use, re-make）空間，試圖讓孩子擁有「自己的地盤」。
從幼教現場崇尚自然的教育方式的桐溪、復育台灣古早童年的粘巴達、打「城市空間游擊戰」的廢柴遊樂園、「教養趨於放養」農場家庭香草野園的野孩子活動，一直到實驗教育工作者拆解眾人對現行遊戲空間「罐頭遊具」的單一想像，這些計畫強調在遊戲空間實現多元性，把孩子的學習和遊戲的自主還給孩子。這也是特公盟對理想公共空間的想像。
即便特公盟或各地支持相同理念的家長照顧者，在這近七、八年，努力地在各地參與公園遊戲場的新建或改造的設計會議、協助各縣市政府辦理兒童參與工作坊，當然能在最基本程度上改善現狀，期待增加孩子的「空間能動性」，然而，孩子仍僅能在既有遊具固定設施裡，在家長或成人照顧者的教養觀念的眼皮之下，在政府的標準安規及告示規則的框架以內，在城市空間的夾縫中生存及發展。
庫克拉提醒我們，要舒緩空間不平等的現況，需要資源和人力投入有計劃的努力。
兒童自主權的脆弱性，意味著他們需要主動照顧，而是成人有意識地檢視自己的衝動，在尊重兒童能動性上，還要持續努力的場域。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夠擁有他們可以宣稱是自己地盤的「非家非校之外、公共的第三空間」。
這也是廖顯褘和你我這樣的照顧者可以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在現有公園遊戲場帶著「冒險精神」去陪伴同一個空間的每一個孩子，或是再進一步促成更多「危險遊戲場」、冒險遊戲場、垃圾遊戲場／資收遊戲場、自然遊戲場、童年廣場或是遊戲彈性變動可能性較高的鄰里社區角落。
我們的成長受到環境形塑，而靠著庫克拉所言的「空間能動性」，我們也可以形塑環境。我們不必拆除每個滑梯，去改變其客觀性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是家長照顧者、教育工作者或更多角色，都能藉由重塑社會實踐，來重新改造物質環境，並邀請我們身邊的每一位孩子也開始練習運用他們的能動性，讓成人有意識地陪伴他們也一起改變和創造自己在使用且希望使用的空間。
- 文：李玉華，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創始成員之一、兒童友善城市歐洲聯盟ENCFC成員（台灣特公盟代表）、世界都市公園 WUP大會及英國自然歷史聯盟NHC跨界溝通Communicate20大會國際案例講者。著有《公園遊戲力》、《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和《兒少視角的城市（City at Eye Level for Kids）》。
- 論文譯者謝宜暉、蔡青樺均為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公盟）成員。原論文作者廖顯禕，普及灣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哲學系副教授，為特公盟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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