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謊言，與性別平權：從美國奧運體操隊性侵案談起

美國頂尖運動醫學權威、曾任多屆奧運體操隊隊醫——賴瑞．納薩（Larry Nassar），因長年性侵前來求醫的運動員與未成年國手，於1月24日遭判刑175年。該案件出面作證者有156位，犯行時間超過20年之久。最令人驚訝的是，他所任教的密西根州立大學及醫學院、美國的體操協會、代表隊等各單位，20年以來竟然從未揭發他的行為。

雖然期間陸續有一些性侵的指控，但學校甚至連進入調查程序都沒有，一直到2014年才有調查程序，結果仍是查無不法。密西根州大的校長西蒙博士（Lou Anna K. Simmon，從2004年起擔任校長）已於日前宣佈辭職，校內學生們更發起遊行抗議，除了聲援受害者，也要求董事會集體請辭負責。此後至今，還有更多學校包庇運動員性搔擾案的事情被爆出來，事情還沒落幕。

性騷擾與性侵害不只是單一學校或運動界的問題，也不只是在美國才會發生，而是一個全球普遍且嚴重的問題。這可以從#Me too（#我也是）的標籤所引起的巨大迴響中看出來。¹

然而，為什麼在眾多案例中，相關指控都難以成立，甚至各級單位互相包庇、以息事寧人的態度來處理是很常見的事？該案件判刑後，會對性別平權運動帶來什麼影響？又，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為性別平權盡一份心力？

#Me too以及#Time’s up

在全球新一波的性別平權運動當中，納薩事件尤其受到關注，因為它恰好成為這波運動第一個正式的法律判決（從2016年8月開始才被揭發與開啟調查）。

2017年對平權運動與性侵防治來說或許是重要的一年。《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讓五位女性登上封面露臉（封面上還有一位只露出肩膀和手，沒露臉的人）。這些「打破沉默者」代表曾受到性暴力或性騷擾的人，她們（以女性為主，當然也包括比例較少的男性）勇敢站出來訴說自己的遭遇，揭發存在於不同職業、階層、種族，各個場合所發生的醜陋現象，此舉引起全球廣泛討論。

這波運動的源頭，是從好萊塢知名製片人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醜聞曝光開始。這位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王牌製作人（代表作包括《黑色追緝令》、《性、謊言、錄影帶》及贏得奧斯卡獎的《莎翁情史》等）被踢爆曾多次性騷擾電影工作人員，並藉電影拍攝工作之名性騷擾多名女星，若對方不從，則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讓該女星在演藝圈黑掉。

跟納薩醫師一樣，受害者通常會因為害怕影響自己的職業生涯，也因對方的強大影響力，害怕沒人相信自己，因而不敢出面揭發。

在這波運動下，多位受害人挺身而出訴說被性侵的經歷，這也讓更多人開始有勇氣出面指責慣犯們，從演藝圈延續到體壇、政治與商業各界。目前，有愈來愈多的知名人物被爆曾有過性騷擾甚至性暴力的黑歷史。而社會大眾在社群媒體上，也開啟了各種發生在日常生活與職場性騷擾的討論。

此外，在2018年的金球獎頌獎典禮上，歐普拉（Oprah Gail Winfrey）在領取終身成就獎時致詞表示：

有太長的一段時間，女人即便敢於出言抵抗那些男人，她們的聲音也無法被聽見或被相信，不過他們的時代結束了（Time’s up）！……我想告訴所有正在看典禮的女孩們，新時代即將升起，而當曙光終於出現時，你們會知道那是在場非常多優秀的女性與男性，共同努力不再有下一個說『Me too』的受害者的成果。

即使性暴力問題已普遍存在，性暴力受害人往往是處在權力關係中較弱的一方，例如上司對下屬，老師對學生，醫學權威對求助的病患，神職人員對教友，王牌製作人對演員，影帝或大牌演員對工作人員。

整個社會也對受害人非常不利，例如常常認為「性」是隱私的、難以啟齒的事，且在事情發生時更傾向去「檢討受害者」，例如去質疑被侵害的一方是不是衣服穿太少、是不是自己行為不檢、甚至是不是喝了酒等等。

同時，每當受害者尋求協助的時候，最常面對的可能是「維護組織聲譽」之類的處理態度。因此，即使像美國奧運代表隊、各級體操協會、公立的大學及醫學院裡，會出現性侵慣犯長期的犯行卻沒被揭發的現象，是跟整個社會文化大有關聯的。

或許正如歐普拉所說，曙光已經出現，但僅看到光還是遠遠不夠。目前也只是在指認加害者、確認侵害事實的階段，距離真正解決問題、有效防止性侵害案件一再發生，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讓曾受到性暴力或性騷擾的人發聲，引起全球廣泛關注。

性別平等教育是最重要的根基

接下來必需做的事，首先是要加強性別平等教育，讓「尊重他人身體自主」的觀念更深入人們心中。過去的教育要不就是避談「性」，要不就是（只）告訴女孩們要注意自己言行，彷彿身為女人就是一種原罪，卻常常忽略了這是所有人都應該負的責任。

教導所有人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是最基本的事且是不分性別的。透過教育，能讓大家了解到什麼是身體的自主、什麼才是人與人互動最基本的禮儀和行為界限，更重要的是，讓人們了解如何防範以及處置性暴力行為。

然而，我們也發現各地出現保守派的大集結，保守派不僅反對同性婚姻，更是反對「性教育」本身、反對課本上出現性器官、反對教導跟「性」有關的知識。

尤其是在近期「婚姻平權」推行過程，以宗教團體為首的「家長團體」反撲力量非常強大，他們不只有能力和資源發起大型遊行，目前還已發起「婚姻定義」的公投連署，聯合一些議員開始在各縣市的教育局去「進攻」性別平等教育（最近台北市教育局就因此改變了「家長代表」的定義）。

保守派的資源相當多，有大量的金錢買廣告散播不實資訊，甚至還把在學校教導性平教育的老師告上地檢署。「支持同婚」以及「課本上出現性教育」都可拿來做為罷免立委的理由了，可見將來這類的動員只會更多，而且持續給政治人物帶來壓力。

為了性別平權著想，身為公民，除了要先去學習人與人之間合適的相處之道，還必須主動站出來關心性別平等教育在各層級教育的實行狀況，否則只會任由這些保守團體們給教育單位施加壓力；身為父母，我們更需要好好地學習如何教導孩子們性別平權，讓孩子們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避免成為共犯。

指認加害者算是一種清算及獵巫嗎？

在這波受害者勇敢出面的過程中，讓人們得知原來有很多道貌岸然、職業上非常成功的人們，其實過去曾是性暴力加害者，甚至是慣犯。

不過，這令人想到一個很流行的說法：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為什麼不能向前看呢？又或者是說：那些個人受害的事情都是個人的事情，為什麼要去「清算」與「獵巫」更多的加害者呢？甚至有人質疑，難道男性跟女性「調情」、或套用夏林清的說法「情慾流動」也不行嗎？

這件事的判準很簡單，人與人的互動該有最起碼的界限和尊重。只要引起別人不舒服的言論和行為，就不應該被歸類成單純的「個人自由」，直接侵犯到個人更不可能會是。退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在乎個人自由，那麼在有人逾越正常界限時，覺得受到侵犯的那一方，也該要有講出事實的自由。

此外，有些人做的事情在別人身心留下難以治癒的傷痛，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處罰。不管是Me too 或是Time’s up的呼籲，都只是鼓勵受害者講出自己的遭遇，只是導正和預防犯罪的最基本的一步，只是對正規體系發出的最微小的請求。

如果真的質疑網路和言論是在「公審」嫌疑人，那麼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受害者們只能選擇用這種方式來揭發，而不是透過既有的體制和法律管道去處置性搔擾和性侵害？

合理的推論就是，現有的管道侷限性實在太大，以致於弱勢的一方往往無法獲得保護、施暴者往往無法被制裁。

正視體制的公正性

性侵犯或性騷擾很難舉證，而現行制度在保護受害者以及處罰加害者方面，還有許多要加強的地方。例如，很多時候正常的管道並沒有發揮作用，原因是層層相護。

假設有被害者鼓起勇氣去揭發，但被揭發的對象常會獲得很好的保護，理由是：不要破壞該所屬組織／公司／學校等的名譽，負責的人覺得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台灣來說，最近中山女高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被侵害的對象只能把難受的經歷吞下去。

法律本身也有其侷限性，就算是走上法律途徑，證據收集困難就不提了，在審判過程中受害者必須一再地將受侵害的過程反覆陳述，甚至遭到辯護律師的各種羞辱（例如攻擊個人行為不檢，主動引誘加害者等）。

更糟的是先入為主的概念，例如在這次納薩醫師事件當中，第一位站出來的Denhollander女士就指出，各種檢舉管道通常都很難採證受害者的說詞，因此她必須拚命地去蒐集證據、研究法律程序和醫學名詞。

在台灣，前陣子馮滬祥性侵案也告訴我們：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是有些人更加平等。

因為身份地位的不同，讓人們在法庭上的說服力和被採證的機率大不相同，使得法律在執行上出現很大的侷限。

即使受害者克服萬難，跑完所有司法程序，確認了明顯的犯罪事實，但犯罪者受到的同情也不少。例如2016年美國加州的一宗判決引發矚目，史丹佛大學23歲的游泳健將透納涉嫌性侵一名參加完派對的女子，法官最後卻只判處6個月刑罰，理由是他喝酒所以判斷力不佳，不應受太重的譴責。事實上，媒體和輿論常會因為加害者的「前程似錦」而同情加害者，認為不應給予嚴重的處罰，但受害者好像比較少會有人關心。

然而，很多保守派的辯護言論常會同情加害者所受到的制裁太重，認為揭發性醜聞的「代價」太高，犯行者不應該因此丟掉工作等等。這種想法其實就是各層級官官相護、維護組織聲譽的根源。

加害者要賺錢、要顧生計，但受害者的身心受創是由誰來負責呢？又或者退一步來說，為什麼「錢」和「前途」是性醜聞當中的判準呢？相比於那些受害的人們和支離破碎的家庭，這些錢能換回失去的青春、受傷的身心嗎？（如果以#MeToo行動來說，我們會不會講說：凱文史貝西是影帝，為什麼不能用他的事業成就來功過相抵？畢竟，像Netflix撤掉他主演的影集會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和投資計劃；韋恩斯坦是王牌製作人，他製作出這麼多的賣座電影，幾個女性被他影響會怎麼樣嗎？）

賺錢很重要、名聲也很重要沒有錯，但有些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名聲和地位去犯下罪行。如果人們不把錯誤的事情指認出來、甚至持續認可那些曾犯下嚴重過錯的人，那麼，我們是否認為個人的人格權利與身心侵害都比不上賺錢和名聲重要？

不幸的是，社會上似乎有很多人是如此認為的，並且還沒有接受性騷擾或性暴力是一件錯誤的事，負責處理與防治性暴力的人們袒護加害者是常有的事，加害者站上受害者位子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小結

性侵害和性騷擾的案件實在太頻繁，只是我們可能還沒準備好面對這些性與謊言。

#MeToo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這個社會上有太多我們看不到的、過去發生過的黑暗事件。如果我們要讓自己、身邊的朋友與家人們都免於受到身心被侵害的恐懼，以及如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所說，當前這場反抗性騷擾與性暴力的運動是一場「文化變遷」，讓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可以擁有自由表達與「擁有自己」的權力和權利，這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事。

• 這個標籤引起的效應在2017年最早是由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開始，她在十月中於Twitter上發佈之後，在短短一天內就引起包括Twitter及Facebook使用者在內，近五百萬人、以及超過千萬則訊息轉發。「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 too』的狀態，那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的確引起了巨大的迴響。這個標語最早是由名為塔拉納·柏克（Tarana Burke）的草根運動者所創立，當時她所關注的是被性侵犯的有色人種、特別是底層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