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20年（七）：缺乏對災害本質的理解，只能相信天罰應報觀

當人們面對災害風險時，有些人完全不相信科學，有些人迷信科學，在兩個極端之間有各種不同的認知與心態。但往往會出現對自己有利的就相信，對自己不利的就否定的狀況；或自己瞭解的就認為是正確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否定。

在影響面對災害態度相關的認知偏誤中，除了「正常化偏誤」（Normalcy Bias）外，還有「確認偏誤」與「因果謬誤」，後兩種偏誤，都是由於對災害的不確定性本質缺乏瞭解所致。

確認偏誤：自住的坡地社區不會成下一個林肯大郡？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是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既有的想法或假設的趨勢，屬認知偏誤和歸納推理中的一個系統性錯誤。當人們選擇性蒐集或回憶訊息，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訊息時，便是確認偏誤的呈現。

例如，有不少人認為坡地災害與土石流災害都是因為「水土保持不良」引發的，水土保持不良又是因為「濫墾」、「濫建」，甚至認為就是種植檳榔樹所導致。

因而許多民眾即使本身住在山坡地，並不會認知到自己在豪雨期間，同樣有遭遇坡地災害的風險，因為他把坡地災害和種植檳榔樹或濫墾、濫建連結。即便他的社區是早期的老山坡地社區，但早年因法令規範寬鬆，在開發階段也是大規模的挖方、填方，他也不覺得現在居住的社區是早期濫墾、濫建的結果，完全不認為自己也可能會面臨到有如林肯大郡災害的風險。

因果謬誤：西南沿海淹水是自食惡果？

另有一些民眾，無論其宗教信仰為何，甚至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深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與「應報」關係。認為在災害中喪生，就是惡報，類似天打雷劈的概念。因此，也經常地對科學的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害的不確定性視而不見，認為只要自己不為非作歹，就不會「那麼倒楣」。

這種認知稱為「因果謬誤」（Causal Fallacy），泛指各種未有充分證據便輕率斷定因果關係的不當推論。

而當因果謬誤和確認偏誤疊合在一起，就更加深了山坡地濫墾、濫建與坡地災害的因果關係；因而，認為只要是「合理」、「合法」的山坡地社區，就沒有坡地災害的風險。

甚至，他們會認定西南沿海地層下陷地區的民眾長年受淹水之苦，都是「自食惡果」，因為過去政府和媒體讓大眾接收到的資訊，多是西南沿海地層下陷是因為養殖業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因而水患頻傳。

無論是否是流域的上中下游降下豪雨、不管是否適逢大潮、該區域的排水系統是否完備、更不去說明實際上農業、工業與民生用水，抽了比養殖業更多的地下水，就認為所有沿海低窪地區民眾遭逢水患都是「惡有惡報」。

這些心態不只存於一般民眾心中，在我和學校師長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也發現，各級學校的教職員也常有同樣的認知。

相信公平世界的病態

颱風來襲、降雨猛烈，這是我們無法預測的，純粹是隨機事件，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透過科學的研究和觀測，我們嘗試讓人們離災、避災；有些人比較積極、有些人無動於衷，部分人為的因素確實對結果有影響。

但是，對於人們在這樣的事件中是否能平安度過，我們也不應該用過度的因果關係來看待。畢竟每一場災害之中，一定會有些人，無論是否做好預防工作和適當應變而傷亡；也一定會有些人，無論是否做好預防工作和適當應變但卻安然無恙。

我們既然無法否認天氣／水文事件／地質條件的不確定性，也就不應該以斷然的因果關係來論斷災害中民眾避災、離災的成功和失敗。畢竟，許多的災害是發生在「非」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或不在我們認為高風險的坡地災害潛勢地區（例如地質敏感區），即使是近年作了較廣泛的大規模崩塌調查，我們還是無法有效把握，災害只會發生在「我們認為應該會發生的地點和時間」。

人們經常由看似「前因」與「後果」所造成的情境中，以似是而非且隨機的方式回溯事件發生的原因。許多人對發生重大不幸事件的解讀時，寧願相信是這些當事人做了什麼事（事出有因）而導致不幸，也不願意相信這些不幸事件只是偶然發發生，純粹是機率問題。

假設有回溯式的記憶偏誤，受害者自己也可能接受這樣的判斷，相信「這就是應得的懲罰」，設法去回憶和揣測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事。這可以稱為「相信公平世界的病態」。

對於地震、海嘯等天然災害的減災和整備來說，否定不確定性的代價極高，將導致人們不願意由自己，或透過社會（政府）就天然災害的預防投入資源。

但另一方面，大眾也必須理解，我們的防救災作為是基於有限的知識與技能，不能過度強調因果關係，也不能以道德論述來論斷民眾的行為。否則，實際上我們也真的只是投入了有限的資源在被辨識出來、且評價為高風險的災害管理上，但對於我們疏忽或超越我們科學與工程知識範疇的部分，我們一樣無法用道德論述來評斷我們自己是否已經做滿、做好了。

而如果，我們僅是以某些成功的案例來凸顯某些作為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也可能是凸顯性偏誤（Saliency Bias）的結果。換言之，我們選擇性地誇大了符合我們自己價值觀、信念的記憶與經驗。

從學校端來看，不必然是有重大災害經歷的師長才會重視防災，也有許多師長本身透過知識的學習、理解及思辨，認為防災教育和校園災害管理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對師長們來說，撇開法令的要求，本身相信並敬畏災害的不確定性，那只是他們選擇的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面對災害的態度和作為程度，也都是師長自己的選擇，只要能做到法令規範的基本要求，我們一樣必須予以尊重，同樣不需要、也不應該賦予道德評價。

以風險溝通重新認識災害的不確定本質

從台灣社會的政治發展歷程來看，民眾對防災態度的呈現，或許是因為，歷史上的掌權者與人民的關係，以及操弄治術的方式，讓人民對有權者充滿不信任。尤有甚者，掌權者更利用族群間的歧異製造對立只為了方便統治。

在這樣的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下，團體和族群，乃至於政府和學校、家長和學校之間，信任關係十分薄弱。四、五十年代的關係是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不是教師對於學校和政府的信任，而是對於本身責任與權力認知的不足與逃避，以及對政府威權的不敢挑戰。根本的關鍵，還是在於缺乏知識與思辨能力。

以至於直到今日，針對氣候變遷導致淹水風險提高與淹水型態的改變，政府仍以一貫的「工程治水」思維來應對，而民眾也同樣以對首長或某些政治人物的「治水能力」抱持著虛幻的期待，認為他們可以對區域淹水情勢提出正確的診斷並提出「永不淹水」的方案，並以大禹治水賦予期許。

這些現象，都是政府針對災害風險，沒有做好防災教育和風險溝通的結果。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對政治人物的喜好連結在一起，卻沒有真的檢討政府本身的專業職能。

台灣民眾至今沒有對文官系統建立信任。就災害來說，信任是透過風險溝通，對於減災整備與應變方式的討論與建立而來的基礎。沒有信任，就沒有對話的空間；沒有對話就不可能溝通、不可能建立共識，無法促成合作和形成有機體。我們的政府，什麼時候才打算跟人民說實話呢？

（「九二一20年」全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