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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蓓/思覺失調症者的求救路徑圖:千瘡百孔的破網,如何縫補?

示意圖。 圖/歐新社
示意圖。 圖/歐新社

(※ 文:余欣蓓,《大霧中人:思覺失調工作錄》作者)

時至今日,精神病患者仍是一個家族裡難以言喻的痛,傾盡家族裡所有人的力量去支持,也未必能撐起一個孩子,而家人已倒。回顧台灣的精神疾病治療史,的確乘著現代社會的軌跡,走向越來越清楚明晰的科學道路。

70年代的台灣社會,一提到精神病患者,大多數人仍會聯想成住在龍發堂裡的瘋子。經過多年努力,台北市立療養院改制成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提供專門的精神科門診與急診,病床也由50床發展到500床;其他如草屯療養院、嘉南療養院、桃園療養院,也有了許多院史改革。

精神科逐漸納入現代醫學,被視為正向醫療,而隨媒體報導與新知識的給予,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友漸漸摒棄求乩、問卜、燒符等民間療法,開始前往精神科醫院就醫。然而,社會安全網從此就被撐起來了嗎?

筆者這幾年有機會走進一群被遺忘的人群中一同生活,這些被遺忘的朋友,也同時被許多人接住,他們是思覺失調症者的家屬、醫護人員、社工與近身陪伴者。面對這群正在承接精神病友的支持人群,我們能否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同理?在社會安全網裡精神醫護這一塊,還有多少破洞是沒有被補起來的?

去年發生的鐵路刺警事件攸關許多命題,本文想談的是,一個人在路上因急性思覺失調症發作而行兇,其實是社會安全網沒有完整建立起來的緣故。

一名思覺失調症者的求救路徑圖

鐵路刺警事件突顯出血淋淋的事實,一張破網,全民共嚐。鐵路刺警一案的判決書裡,詳詳細細地記載了鄭姓嫌犯一整天的行蹤。12019年7月3日一早七點開始,他一睜開眼便認定有三位友人要連同他親生女兒,一同謀害自己詐取保險金。這個念頭還不只是當天早上就萌發,觀看他的群組紀錄,更早便已有了被害妄想的病症。

接著他具體走出了一整張路徑圖,每條路徑都是他的「伸冤」和「自保」。他先去了安南派出所報案,表示手機遭監控有人要害他;接著去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表示有人際問題和詢問保險事宜;再前往三商美邦公司臺南分公司,要求進行一份再一個月就到期、退費也只有188元,非常不合邏輯的保單解約。

結束後他前往小北百貨購買兩把刀,理由是擔心自己被毒害,沒有傷口,人家會無法知道是他殺,認為只要屍體上有傷口這件事就無法掩蓋;接著前往郭清華議員辦公室陳情,希望來日他遇害後能留下這份陳情紀錄。離開議員辦公室後他仍感到不對勁,繼續前往和緯派出所進行第二次報案,然後,便是鐵路刺警事件發生。

鄭嫌不斷解釋的是,他並不是沒錢補票,而是認為被害警察已與鄭嫌友人串通好,一下車後便要取他性命。因此,他也並非因為沒有錢補票而行兇,而是為了「自保」而行兇。綜觀判決書裡的詳實路徑,鄭嫌並非邏輯顛倒、臨時被激怒,而是處在一整個急性發病期的妄想症狀裡。他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自成系統,在這個嚴密的、無人幫助的世界裡,他必須採取行動保護自己。

這便是思覺失調症發病期的典型症狀。這樣的病友一旦發病後,要經過漫長的治療,才有可能降下一點點的妄想。這也是行兇後鄭嫌的供詞仍然振振有辭、絲毫不改的原因,他既已住在妄想中,所思所想自然都是他的妄想世界,所有人都針對他而來,關係串聯緊密地運作。而他口中的三位加害友人ABC,A、B皆存在,C則很可能是空擬出來、查無此人。

千瘡百孔的社會安全網,該如何縫補?

回頭來看鄭嫌的路徑圖,自當日早上7點04分開始,至當日晚上8點45分止 ,他總共去了兩個派出所、一個議員辦公室、一處社會局、換了三班火車。這行程不可不謂「趕路」。心懷憂懼的他,必定行色匆匆、面容詭異,以自己的方式在求救。

然而四處單位、無數比肩經過的「有緣人」,都沒能將他送往就醫的路上,除了第一處的派出所警員,觀其神色有異、說詞詭譎,有通知家屬前往警局外(很可惜在鄭嫌堅持下沒有帶回家、也沒有前往就醫路上),鄭嫌一個人「無拘無束」地行走到晚上八點,然後發生凶殺案。

這顆球整個社會都一起漏接了,這是對精神病患的「辨識、通報、收容、安置」系統都出了問題。綜觀所接觸的特教老師資源、醫護資源、社區關懷系統、及因健行文化《大霧中人:思覺失調工作錄》出版而接觸到的各角落善心人,筆者依有限所見,提出幾點想法。

一、早期療育(早療)

目前國中、國小裡的特殊班資源仍十分有限,特教老師在工作中承擔非常大的身心風險,如何提出更多資源保護學生、保護老師,讓更多個案可以直接在義務教育系統發揮早療的功效;從義務教育系統連結社工、醫療院所、看護和支援,撐起整張保護網,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連特教老師在學校資源都這麼少,甚至要在人力不足、高度風險的情況下自行承擔,以肉身去抵擋孩子急性發作下的過激行為;如果我們整個社會漠視特教預算的不足,放任民眾認為「白癡才需要特教」的偏見蔓延,早療該怎麼發展與落實?

而那些得以與特殊孩子共處的一般學生,其家庭教育也至為重要,從日常生活裡做起接納、認清各種霸凌的暴力本質,是建立早療系統的重要一環。

二、醫療體制與居家治療

思覺失調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疾病,以目前醫學來說,一旦發病便須終身服藥,否則一年內的復發率是90%,兩年內的復發率幾乎達到100%。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舊稱精神分裂症,病症與思考和知覺失調有關,伴隨病情嚴重程度,將出現幻覺、幻聽,少數甚至出現幻視,臨床經驗好發於青春期,其中一個明顯症狀是關係串聯。辨識出病症、及早送醫,也能避免腦部損傷不斷惡化,不致走向無可挽回的悲劇。

鐵路刺警中的鄭嫌犯案後進行智力測驗是76,低於一般標準、也低於他昔日高職學歷的標準,這便是典型因發病造成的腦部受損症狀。長期吃藥對腦部的損傷,遠不及不吃藥後每一次發病的後座力,發病後要經過一段急性治療期,以更重的藥去治療,腦部損傷就更慘烈了。如何讓患者不繞遠路,不走民間療法直接進到醫院,並且對於精神醫療資源給予充分支持、給予每位醫護人員足夠的醫療後援,至關緊要。

居家治療也是資源非常缺乏的一環。未成年子女發病,尚能在年輕力盛的父母陪同下進行治療過程(這還是指家庭支持系統比較強壯的);然而一旦子女成年,子女血氣方剛、父母已漸漸老邁,甚至父母過世、交由其他親屬接手,家庭的支持系統就越見危脆。

目前公衛系統請精神科居家護理師來做社區關懷訪視員,除提供精神科病友訪視工作,也包含主動式到府的醫療服務,期能有效分擔公衛的負荷量。一位精神科居家護理師曾表示,一塊公衛資源大餅,要抓蚊子、要減煙蒂、要檳榔防治、賣口罩、打預防針、關心初產婦女、作長照計畫,還要分配給精障資源,要怎麼夠呢?

如果說身障者的輔助器材是器材本身,精障者的輔助器材便是「人」,精障資源的困境,直接反映在居家護理師擔任的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人數不足,以及他們的工作負擔上。台灣目前的社區關懷訪視員,每個人承載至少40至60個案量,他們必須消化每月至少訪視每位個案兩次的工作量。80至120人次的訪視量,這幾乎已經是社關員體能、時間與工作能量的極致。然而付出更多的所在多有。

每月兩次如何能夠真正幫助到精神病友個案?他們只能付出更多額外的時間,甚至有一週探訪四次同一位個案的經驗,只為了能讓病友有更多進步的空間。愛與陪伴,聽起來籠統,但真的有用。只是當社會把居家醫療缺口都放在少數社關員的身上,愛能走多久?有時還來不及給出愛,就已經要活生生折磨死另一群人了。

而對於病友和家屬,目前居家護理的困境是健保給付不足、醫院沒有意願廣設,如何給予居家治療更大的醫療資源與合理分配,也是勢在必行。

三、社區接納與全民支持

當我們提起精神疾病患者,就必定會談到安置,而安置需要有人、時間、場地。除了家庭的支持網,政府資源、社工系統、社區關懷,都是補足家庭功能不足的另一張支持網。

翁美川老師帶領的智立勞動合作社,訓練一群思覺失調症者利用工作復健,走回人群、走向康復。主婦聯盟消費者合作社,提供康復後的病友一個穩定、正職的長期工作。伊甸基金會等團體也都在加強社區支持系統,但能撐起的人數仍然太少,我們需要一個更強大的社區接納系統。

目前台灣已有許多經營有成的康復之家,帶領著病友邁向他們的下半場人生。然而能夠因為服藥、接受治療而走向正規人生的思覺失調症病友,仍是非常少數。更多的病友必須維持一個不好不壞的狀態,艱難地去開創他的生命,而許多時候康復之家一旦收容,就是終生收容。以現有醫療系統裡的康復之家數量,仍然不足以應付台灣精神病友所需。

精神康復強調「社交能力復健」。康復之家安排精神病友可以每周定期出外進行社交活動,當我們看到精神病友時,能否給予他們支持?一個微笑,能幫助精神病友有更大的力量回到社會;一個惡意嫌惡的表情,都可能使他們更縮回自己的殼去。而那些沒有進入康復之家、在社區裡仍由各個家庭支持著的精神病友,當我們街頭遇見他們,是否也願意將自己納入「社交能力復健」的情境之一,給予更多的支持而非異樣的眼光呢?

鐵路刺警事件令人悲慟,一條生命在執行勤務時就此殞落,令人痛心,相信社會大眾的憤怒,都是悲慟的變形。我希望能有一張社會安全網,接住警察、接住各種障別的朋友,接住每一個身處其中的我們。我希望我們都能看到憤怒背後的悲慟,走向一條更需要耐心的療癒與重建之路。

  • 感謝方文萱律師提供閱讀判決書建議及珍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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