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返源頭的路：太巴塱部落Moli Ka'ti的繪畫

吳思鋒 30 Oct, 2018

四年前（2014）到光復看了Moli Ka'ti繪畫個展「O MA’AN那是什麼」，幾天以後，我發現我的看展記憶徒剩「憂鬱」一詞而已。儀式中的人、小米、家空間的靜物等，皆被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憂鬱氤氲籠罩，黃昏般，等待光翻過夜的盡頭、霧的山巒，束束降臨。

或者，是當時繪畫者的憂鬱之眼決定了畫作的黃昏，可我揣想，那也是他通往神聖之路的前夕，迴返部落的必經之路。而這一條路，走了很久很久。

臉，是繪畫的「中心」

1985年，Moli因工殤意外截肢，從都市搬回部落；1999年，因參與太巴塱青年讀書會過程廣受文藝、公共事務啟蒙，始拿起畫筆。但在沒有開始畫畫的14年間，除了在光復市區以理髮為業外，其實他已重覆畫著一張又一張自畫像，一張又一張自己的臉。而「臉」，亦是往後至今，Moli繪畫的「中心」。

就像前一陣子，到光復看Moli即將於松園別館展出的畫作，有一系列一律以臉為主題。這些作品源於Moli去年開始在儀式、祭典時，不由自主地注意現場及周邊那些具有身體缺陷，可是同樣全心投入祭儀的族人。

具有身體缺陷的人，指的未必是身心障礙者，也包括牙齒蛀掉、頭髮禿掉（有嗎？！）的人，使用畫刀把各色顏料大塊大塊地抹灑交疊，每張臉的表情卻都非常豐富、張放，是讓人看了會不由自主張開嘴巴，開心起來的系列畫作。

說Moli總是圍繞著祭儀而畫並不為過。2014年那幾幅令人憂鬱的畫作，與其說源自他對巫師祭儀（迎靈、慰靈、除穢等）的旁觀，不如說因著他內在的憂鬱，通過對巫師祭儀的凝視延展出一弧晦暗卻悠遠的「部落」視線。

這裡的「部落」並不做為社會現實而顯現，而是通往古老靈域，那個還沒有文字的神話世界的通道；同時，也反映了Moli在社會，在部落、在都市中歷經種種，而積累的憂鬱的精神世界。

因此，他2014年與這兩年的畫作，乍看外部明顯有異，內在卻有甚為相似的關聯。這兩年，憂鬱似乎隨愛而逝了，但Moli依然情不自禁地凝視著巫師、部落族人的臉。

一幅幅關於「源頭」的繪畫

他最新的畫作，是以祭儀前夕，戴上羽冠到各部落報訊息的勇士為主角，一概張開著口，像在吟唱的時刻。其中有兩幅，畫面集中在勇士的臉，豔紅的唇框起了兩張開到極致的口，其一，幾乎要讓人看到舌與喉，勾人惑從口入，深進勇士的身體裡；另一，口被渦流滿住，但渦流透明如鏡，因而看來並不像有口難言，更像有更巨量、更深處的什麼，在某刻會無法控制地劇烈迸發。

兩張開到極致的口，其實溢出一股凝視與聆聽的慾望，聲音經由口播放出來，但畫者彷彿卻在暴力地向我們狂吼：深入那聲音的來處罷！

於是，聲音不僅是勇士吟唱的歌謠、報的訊息，而是承載著一則一則古老時間的秘密。更扣人心弦、吊人胃口的，是究竟誰在找尋聲音的源頭，及那古老的來處？為何到了現在，還是非找不可？於是，我以為，這些是一幅幅關於「源頭」的繪畫。

再離遠一點，口擴大為臉，說的也許還是這層意思。臉與面具的換喻、辯證，無論在藝術史或文化人類學上都是常見的討論課題。Moli畫的臉比較不像面具的換喻，也比較不是在強調社會身分，而像是通過持續對自己的臉、他人的臉的凝視，長期且密集的臨摹，進入一種自我表達的極端狀態。因此意不在掩飾自我，也不僅是在畫「我是誰」，而更是在慾望「我可以是誰」「誰可以是我」。

我揣想它更屬於轉化與變身（的想像），而非維持著一個恆久不變的「我」——這或許是作者記錄（畫作）與實踐（生活）趨於同步的「成而為人」之過程？

重新提問什麼是藝術

去年底某日，台北友人把一位要到花蓮看演出的德國劇場友人託給我，下午，我先帶他到吉拉卡樣部落參加一場婚禮，主角正是Moli和娃娃。當我點著幾位在場的友人，說他們除了理髮師、農夫等工作，都兼有藝術家的身分時，他聽了非常驚訝，我說，這在花蓮很常見啊。

他的反應讓我想了好幾天，才有新的明白：今天到處都有藝術家，可是卻越來越少人真的在問，藝術是什麼？我在想，是否要回到業餘，或者半業餘的，在藝術與生活混融的二手時間，才有可能重新提問，什麼是藝術？

因為如此，我又想到作品始終圍繞「被攝影者的歷史」的影像藝術家陳界仁，在〈變文書Ⅰ——我的文化生產參照系譜〉，詞條三「落地掃（就地創造多重身分與多重場域）」¹提到的：

在資本主義將人推向原子化的孤立狀態後，對我而言，「落地掃」還可能帶給我們的啟發是——當農民在進行自我組織與自娛自樂的業餘演出時，他們的身分既是農民，也是戲曲中某個跨性別的角色，或者是一個神話人物。

而那個演出的當下，不但是藝術發生的時刻，更是一個農民不再局限於農民身分，而是匯集了農民、演員（藝術家）與神話人物等多重身分的人。演出的地點，則成為一個多重時空交織的移動式場域。同時，在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裡，這類自我組織的地方戲曲表演，也常成為農民起義時的串連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