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一座人文的山》：台灣人對自然的態度如何轉變？
台灣人和自然的關係，該從何說起好呢？我認為應該先從經濟和社會切入。我們知道在漢人大舉前來拓荒前，在臺居住者只有原住民，但原住民的文化和漢文化雖然都是以農業為主，型態上卻有很大的差異。舉例來說，17世紀初之前的原住民農業型態主要是火耕1，平埔族則是要等到荷蘭人治台與漢化的影響後，才逐漸進入農耕社會。2
從原住民族到漢人、從農業社會到工業都市化
火耕或是游耕的意思就是放火燒掉草木，清出耕地並增加土壤的肥沃度，然後等地力枯竭之後再換別的地方，並任由大自然收回廢田，等到時機成熟再歸來重新利用；換句話說，原住民就像漢人和西方人的定居農業一樣，自古以來就在不斷改變自然地貌，而既然早就有原住民生活其中，漢人大量移居之前的臺灣其實已不符合無人工痕跡的荒野定義。
從西方的例子可以得知，除了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的精神文化影響之外，也不能忽視工業化和都市化這兩項舉足輕重的背景條件。工業化使得能支配一定財富的英國中產階級大量出現，而都市化造成的擁擠、汙染問題則使他們對自然心生嚮往；反觀中國大陸，直至二十世紀初期還處於帝制封建之下，且鴉片戰爭失利後的洋務運動不彰，大部分的人口仍以務農為業，爾後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戰禍頻仍、生靈塗炭、產業凋敝，工業未有顯著發展。
至於台灣現代化的要角，則首推清朝的劉銘傳和日治時代的後藤新平，大約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事情；然而日本人是以殖民者的態度看待台灣，大致上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主軸，凡事以母國的利益優先，雖然日治中期以後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有所提升，都市化也進入穩定成長期，其後還有一九三〇年起的工業化發展，但也不能和英國十八世紀的高度工業化、都市化程度相比，須等到二十世紀中葉後才能見到快速都市化的現象。3
從歷史脈絡看戶外活動的限制
從歷史來看，以務農業為主的漢人社會之中，只有貴族和士人階級才有餘裕從事戶外活動，其實也就和西方工業社會中的中產階級類似，但這還要受限於未發生的裝備、交通、資訊革命，即使對於士大夫來說，深入荒郊野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反思一下，人們會從事休閒活動的首要前提是人身安全—若人身安全無法保障，即不可能發展觀光旅遊，例如阿爾卑斯山脈在1815年拿破崙戰爭正式劃下休止符之後，才具備了能吸引訪客的基本條件。然而關於這一點，台灣有個與眾不同的特色：擁有出草習俗的原住民族。
就算日本殖民政府透過「理蕃政策」實際控制全島山域之後，官方所稱的「蕃地」依然是行政體系下一個特殊、獨立的空間，一般人必須透過申請才能進入。待國民政府遷台之後，蕃地的特殊性則由新的名詞「山地」繼承，出於動員戡亂時期的國安考量，入山申請的審查嚴格程度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一個不同於西方的因素，則是台灣的民主要等到一九九〇年代左右的解嚴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才開始加快腳步，在此之前民主只以民間和黨外運動的形式存在。日治時期時雖有「大正民主」一段刺激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但日本人畢竟是不容反抗的殖民者，當軍國主義氣焰高漲，隨即壓制了民主化的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不敵節節進逼的共產黨，敗退來台，更是奉著反攻大陸的名號化為專制政體，牢牢地透過國家安全法箝制住進出山區的自由。若是問背後有什麼理由，我認為可能是過去國共內戰的經驗導致—以前國民黨積極圍剿共產黨的時候，紅軍就是靠著西南山區的掩護成功突破封鎖線，轉移到西北地區。有鑑於這個歷史教訓，國民政府為防共產黨在掌控不易的山區暗中組織活動，即將入山管制提升到國家安全的級別。
但就某種程度上來說，山地管制不純只是限縮了登山健行活動，由制度文化產生的「黑山」更是在台灣人心中加上了一副無形的大鎖，不易認同國際登山運動中的自由精神。
小結
但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本書的宗旨，還是台灣人對自然的態度在數百年來有什麼樣的轉變。上一章節之中，我介紹了漢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但也要注意漢文化是個隨時間不斷擴充的概念，而且擁有驚人的同化能力和區分能力—願意接受漢文化的民族就成為了漢人（同時也可能將原文化中的特色融入漢文化），不願者則繼續當受鄙視的蠻夷。
試想我們台灣的平埔族，也就是居住於平原地帶、屬於南島語族的原住民，他們的最終命運為何？絕大部分都被強勢的漢人同化了。即使經過一九八〇年代起的「脫漢入番」運動，但總有大勢已去之嘆，如今究竟該如何妥善保存並延續文化，仍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難題。
※ 本文摘自《登一座人文的山：貫穿古今中外、文明與荒野，獻給所有戶外人的自然人文通識課》，奇光出版授權刊登。
《登一座人文的山：貫穿古今中外、文明與荒野，獻給所有戶外人的自然人文通識課》作者：董威言出版社：奇光出版出版日期：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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