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毓澤／身處亂世的我們，該如何撼動資本主義的高牆？
（※ 文：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哈維將2019年全球爆發的社會抗爭（包括台灣讀者比較熟悉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當成本書的出發點。這些抗爭各有不同的觸發因素，但背後的共通點往往是經濟與民主治理同時失靈：一般人的經濟生活困頓，而又無力透過政治矯治弊病。從較長期的眼光來看，這些抗爭可說是近三十年來「反全球化運動」（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另類全球化運動」或「全球正義運動」）的延續與回聲。
體制失靈，究竟問題出在哪裡？哈維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指出「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但他也指出，當前的資本主義已與馬克思的時代大相逕庭。如今，資本深入世界每一個角落，「涉入日常生活的再生產太深而不容失靈」，換言之，資本「大到不能倒」。但這不表示我們不再能思考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而是要拋棄「一夜之間摧毀資本主義，並在廢墟上立即建立某種不同的東西」的幻想。革命不是驟然爆發的某種「事件」，而必然是漫長蜿蜒的過程。這本書就是希望捕捉過程中冒現的點點星火。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資本主義金融化
第二章及第三章精簡重述了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新自由主義是1970年代英美政商菁英發動的一場政治經濟計畫，旨在遏制工會的勢力、擴大菁英階級的政治經濟權力，並促成金融部門與金融資產階級的大幅增長。由於工資受到壓抑，商品出售會遇到困難，出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討論的剩餘價值「實現」的危機，而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矛盾之一。克服矛盾的方式，則是擴張市場（更多國家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與擴張信貸（鼓勵借貸以維持消費水準），但不斷堆疊的債務卻又導致了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新自由主義，政商菁英必須設法為新自由主義重新建構正當性，例如川普一方面解除對資本的某些限制（如允許在阿拉斯加的北極圈保護區開採石油），一方面又運用民族主義和反移民的修辭，發動關稅戰、反對自由貿易。哈維認為，這反映了資產階級內部的歧異與分裂，也意謂當前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並不穩定，甚至有與新法西斯主義進行政治結盟的趨勢。哈維提出了警告：「商界繼續在政治上支持右翼政策，但如果它無法再延用過去的做法（在1980和1990年代是利用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手段，隨後是支持2000年代崛起的威權政治），它似乎已經準備好支持新法西斯主義政治」（見第五章）。
第四章簡要分析了資本主義金融化的過程及後果。哈維強調，信貸體系當然有建設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面，但也有瘋狂投機的一面，而新自由主義下的金融投機（如炒作土地與房產）則惡化了社會不平等，並使許多人負債累累，一輩子活在借貸與還債的循環之中。由於這是一本較通俗的著作，哈維的分析只是點到為止，難免犧牲了歷史細節與理論深度。也因此，這本書值得與其他若干學術著作交互參照，例如歷史社會學者Greta R. Krippner的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2012）深入耙梳了資本主義金融化的政治根源；而Maurizio Lazzarato等學者對新自由主義下的「負債人」（拉丁文：homo debitor；英文：indebted man）亦有精采的討論。
右派與左派的對「自由」的詮釋
第六章〈社會主義與自由〉相當精采。就我所知，哈維過去較少討論這類政治哲學的問題。分析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指出「右派已經成功地將自由的概念據為己有，並把它當成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左翼應該重新爭奪「自由」的論述權，把「實現個人自主和自由」視為「社會主義解放計畫」的一部分，也應嚴肅看待「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選擇自身工作的自由」等伴隨市場經濟而生的自由。
由於右派幾乎完全從「消費者在市場中的選擇自由」的角度來理解「自由」，第十章〈消費選擇受損〉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消費者究竟在消費選擇上享有多大的自主權？在多大程度上其實已經淪為「資本主義消費生產機器的附屬物」？這個問題當然還可以結合歷史面向來思考：第十一章〈原始積累〉、第十二章〈剝奪式積累〉都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的不是自由的福音，而是大眾被剝奪的歷史。
這段歷程，如馬克思所言，「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而哈維則在許多著作中一再指出，這種暴力、剝奪和驅逐不只是資本主義的「起源」，而是周而復始的現象，始終與我們同在；而且當代金融地產資本主義進行「剝奪式積累」的手段更靈活多變，從大規模的驅離租客，到地產商的圈地開發，再到非洲和拉美於今為烈的「搶占土地」（land grabbing），都是哈維指出的「已經積累的財富被某些資本部門在完全不考慮投資於生產的情況下據為己有或竊取」。
回到第六章的核心主題。對熟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而言，「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並不相悖」當然不是新鮮的說法，畢竟《共產黨宣言》早就揭櫫「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投入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於1847年9月出版的機關刊物《共產主義雜誌》（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也在發刊詞中說：
現代無產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使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幸福地生活的社會。……誠然，有這樣一些共產主義者，他們只圖省便，認為個人自由有礙於和諧，主張否定和取消個人自由。但是，我們不願意拿自由去換取平等。
此外，哈維也指出，革命意謂「勞工的自我解放」、「動員集體行動以實現個人自由」、「真正的個人自主、自由和解放」（第十九章〈以集體方式應對集體困境〉）。
關於自由，本書主要援引的理論資源是博蘭尼（Karl Polanyi）。除了博蘭尼外，我認為日本政治思想學者藤井一行（1933-2015）於197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與自由》至今仍深有啟發，可供讀者深入研究。哈維自己則特別重視「自由、閒暇、真正自由的時間」、「個性的自由發展」，並提出了接近Amartya Sen式的「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的說法，主張真正的自由意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人生機會和生活可能性去實現自己的潛力。」
讀者可參考David Leopold的“Karl Marx and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收入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等論文來深化這個理念，並思考兩個問題：首先，我們是否同意「自動化或人工智慧之類的技術興起，為勞動的解放創造了條件和可能性」（第十九章）？如果同意，什麼樣的集體行動能夠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交互作用
第八章〈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值得關注帝國主義問題的讀者留意。哈維延續了他一貫的分析觀點：有兩種支配性的權力邏輯，一種是以國家機構、主權、軍事為基礎的領土邏輯（其根源可追溯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另一種是以私人資本的競爭性積累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邏輯。這兩種邏輯無法相互化約，但有密切的互動。
由於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習慣把焦點擺在資本主義邏輯，未能充分關注領土邏輯，因此哈維的觀點有其價值。至於如何將其落實到經驗研究，並藉此分析帝國主義的動態發展，仍有不少爭議（可參考John Smith、Utsa Patnaik and Prabhat Patnaik等人對哈維的批評；哈維本人的《新帝國主義》則有相對完整的討論），但本書對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簡要分析還是值得一讀，當然也值得與諸多相關研究做比較，如李靜君的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2017）就指出中國投資海外的國家資本遵循的並不是利潤最大化的邏輯，而是一種涵蓋了提升政治與外交影響力、獲取戰略資源等多面向的「涵納式積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從哈維的角度來看，或許便可視為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交互作用的表現）。
經濟成長與勞工、環境問題的取捨
本書有些章節可以相互搭配閱讀，例如第一章〈全球動盪〉、第九章〈成長症候群〉、第十章〈消費選擇受損〉、第十四章〈碳排放與氣候變遷〉都談到了經濟增長及碳排放的「量」與「變化率」的問題，並呼籲讀者更重視「量」（或規模）的因素：永無休止的經濟「複合成長」（意謂更多需要投資機會的資本、更多需要消化的流通商品、更多的資源開採、更多的經濟開發與生產、更多的碳排放與廢棄物……）必然使環境不堪負荷、導致災難。
讀者若對這類討論感興趣，除了參考與「生態馬克思主義」以及「去增長」（法文：décroissance；英文：degrowth）運動有關的文獻外，一定要閱讀本書第十八章〈冠狀病毒瘟疫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在消費面，哈維說：「經此一疫，人們如果對不顧後果和無意義的過度消費變得沒那麼有興趣，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長期的好處」；在經濟的組織與生產面，他則雄辯地追問：
我們是否只是希望那兩千六百萬人恢復就業，就此擺脫這場危機，哪怕許多人將回去做一些很爛的工作？這是我們想要的脫困方式嗎？抑或我們應該想想：是否有某種方式可以組織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以便人人都有東西吃，人人都有體面的地方住，而且我們暫停任何形式的驅逐，以便人人都可以免租金居住？換句話說，這難道不就是我們可以真的認真思考建立另一種社會的時候嗎？……為什麼我們不利用目前正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所富有的有用東西（其驚人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並解放人工智慧、技術變革和組織形式的有用面向，從而真的創造出一種與舊秩序根本不同的新秩序？
本書還有些章節與比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社會學有關，如第十三章〈生產與實現〉討論了當代勞動者工作與階級性質的變化（主要以航空業為例），以及開展新的階級政治的可能性。第十五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則指出，1980年代以後，運輸與通訊成本大幅降低，資本的流動能力大幅提高，使《資本論》第三卷提出的「利潤率平均化」趨勢逐漸成為現實，而這種平均化的力量又將價值從勞力密集的經濟體轉移到資本密集的經濟體，導致財富和權力的不均衡地理發展。
第十六章〈疏離異化〉、第十七章〈工作上的疏離異化〉簡要討論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及一個重要的關廠案例（通用汽車的洛茲敦廠），並指出普遍的疏離感、無意義感使「隱藏的憤怒變得明顯，一點火花就能觸發暴亂，產生大量的無組織暴力」；他還寫道：「洛茲敦所在的俄亥俄州是鴉片類藥物氾濫的地方，而問題的根源是失業、喪失身分認同和意義，以及，沒錯，日益加深的疏離異化。」哈維在理論層次的討論雖然沒有太多新意，但我同意他的論點：「異化」並不是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專利，只要細讀《資本論》，就可以找到從「對資本積累的科學理解」的角度闡釋的異化。換言之，馬克思不曾經歷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謂的「認識論的斷裂」。
本書是哈維著作中較淺顯的一本，但涵蓋相當廣泛，現實感也很強。我在有限的篇幅內概述了本書內容，並補充了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及文獻，希望對讀者有幫助。
《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作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譯者：許瑞宋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2/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