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祥／讓世界看見台灣：故宮作為一種國家符號的文化外交
（※ 文：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目前擔任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因為其歷史和組織架構而具有政治符號性，無論是從自身的政策或是外來的投射，故宮的國際交流很容易激起民族主義的政治詮釋。故宮博物院的海外交流展始自1936年的倫敦展，隨後有1941年俄國、1961年美國展出，此些展覽都有政治策略和鞏固邦誼的考量。在此之後的故宮海外交流展，臺灣已經面臨非聯合國會員、在國際社會孤立的局勢。
1996年再有機會單獨展出時，故宮在臺灣和臺灣在國際的關係，已今非昔比。臺灣經歷了戒嚴和解嚴，臺灣主體性議題出現並和中華文化主體性形成競爭。故宮一度是中華民國政府守護文化資產而取得「正統中國」的文化表徵，在時過境遷後其對內和對外的角色產生了矛盾。一方面故宮作為全球首要的博物館之一，海外展覽對於臺灣突破外交困境有優勢，另一方面，隨文化認同從中原及華夏文化逐漸發展為多樣性文化，甚至認同之競爭性與排他性，故宮不再是唯一被臺灣民眾託付，負載代表臺灣文化的責任，但卻逐漸在博物館專業上面臨新的議題和挑戰。
近十多年來，兩岸不謀而合以帝王、宮廷為題材的交流展，讓兩岸故宮既合作也競爭。在此同時，政治操作曾順勢利用故宮歷史來創造兩岸「合璧」的論述，然而故宮的博物館內在專業也不免受到政治情勢的衝擊。隨著政黨輪替，中立故宮為專業博物館，免於過度政治性任務的論述也逐漸顯現，而隨故宮南院的建立，以及文化政策朝多樣性、南向交流的發展趨勢，南北兩院的故宮之文化交流的策展也朝向專題化及多邊國際交流的發展，呈現比過去的政治進擊更進化的島內文化交流。
故宮文物的正統性與象徵性
故宮典藏品早期所擔負過的外交任務，與當今學術界對於文化交流、文化外交或軟實力外交的定義頗為不同。文化外交有別於政府之間的直接往來，作為外交工作上運籌帷幄的途徑之一，有時具有測試、表態和緩衝的作用。而文化交流強調民間的互動、以公民為主體的文化藝術或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或價值體系的溝通，觸及的議題及專業的多樣性更廣（比較：Wei 2017: 26-27）。故宮早期的海外展，效益在兩者之間，既作為軍事及政治外交的延伸，也掀起民間消費品味所謂的中國熱，以下探討之。
在建國初期，故宮文物與政權正統性的關係，形成中華民國對外政治的想像。但文物一旦脫離原脈絡，它的正統性力量須靠著形成另一個體系的能動性來支撐。故宮文物在1936年赴英國展出時，曾經啟發相關職權人士和知識分子，欲向外宣揚故宮可比擬歐洲博物館的轉型（吳淑瑛2003：9）。
以故宮倡建者李煜瀛（1881-1973）為例，他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對羅浮宮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強調故宮文物從皇帝私有成為全國公物，是故宮的「社會化」（周密1984：4），從今天的角度來說是轉化故宮的收藏性為文物的公共性。然而故宮隨後的任務和所獲得的認同，和歐洲的博物館在任務的時序和對象上並不全然相同（比較Lewis 1992）。
故宮在2017-2020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中程施政計畫〉施政綱要第1條再次提到效仿羅浮宮：「從臺灣的主體性出發，重新賦予故宮文物新的在地意義和文脈，達到類似羅浮宮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從帝王私有物變為人民共同資產的民主轉型意義。」對於故宮來說，類似羅浮宮的轉型因為戰亂並沒能夠立即實現，分類、研究與解說既然無法進行，難以賦予文物新的意義而展示在人民眼前（吳淑瑛2003：35）。
博物館與政治性的不可分
歐洲博物館在殖民時代和國家化的18和19世紀發揮了最高的政治性，相對之下，故宮在20世紀高度的政治身分和建構國家正統性的任務，則是一種出自內部的想像，藉由他者的眼光做的自我的映照，反而形成對內對外有差距的文化認同（Wei 2017: 189-191），即國內是對強固國族地位的期待，國外卻為品味的交流。關於故宮海外展的效應，或是文化交流作為「軟實力」的影響或效益，多數資料都是藉由參觀人數和媒體訊報導來呈現。
以1936年倫敦展為例，其效應固然可觀：「短短四個月之間，倫敦藝展的參觀人數就突破40萬人，最後一天更是高達兩萬人之多。英王喬治和王后、羅馬尼亞國王以及普魯士的腓德烈克王子都曾前往參觀。瑞典王子不僅提供收藏參展，並且協助展覽的布置。另外，展覽還吸引許多歐美的皇室富商、收藏家、設計師、學者前往參觀。」（吳淑瑛2003：19）哈琦森（Sidney Hutchison）並在後來的著作中提到此展的影響：「中國熱席捲倫敦，中國熱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反映在時尚和家俱的潮流上。」（Hutchison 1968: 172）但展覽對於觀眾是否對中華民國因此產生認同，不易有資料佐證。
文物的轉化未能發生，便一直附結在王權和法統的象徵性上。器物與法統的相關性想像起源甚早，而從1936年故宮典藏品參加英國的中國藝術展時，就可看到文物、收藏者和象徵符號，如何在故宮博物院的機制性建構中，持續被用於支撐政權正統性。而此關聯在故宮文物遷臺後又再度被強化，包括：華夏文化的連續性、蔣介石及其夫人與故宮的連結，以及文物作為帝王收藏的象徵性等，這些論述的鏈結如何影響了國外展出和兩岸合作的詮釋，將在文中分別論述之。
《故宮文物月刊》創刊號中，隨故宮典藏品壓箱來臺、後來成為故宮研究員的索予明（1920-）在創刊號第一篇文〈文物與國運〉中，提到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是開啟民主制度的象徵（索予明1983：6），但同時提到「禹鑄九鼎，象九州，九鼎乃是傳國之寶，是王權的象徵」，介紹古代爭鼎的傳說，並提及「凡此徵祥之說，當然都是迷信，但具足說明國人有重視古物的傳統。而這些寶鼎重器，歷代又都集中在宮廷」（索予明1983：7）。隨之描述為了保全文物的南遷歷程「回顧此十數年間，文物輾轉播遷，與世局國運，息息相關」（索予明1983：7）。
同期文章楚戈（1931-2011）的〈法統的象徵⸺ 從問鼎的故事看實用器的提升〉，介紹了《左傳》的「楚莊問鼎」，說明器物的從實用物獲得象徵性和裝飾性、記錄意義後與統治者優劣的評價關係：「夏商周三代以鼎作為傳國的神器（……）鼎成了國家的信物，鼎在國在，鼎亡國亡。」（楚戈1983：36）因此鼎是政權正當性的證物，因為「有德者才有資格擁有九鼎」（楚戈1983：37）。該文並介紹「楚莊問鼎」裡王孫滿以辯才和「驚天動地的外交魄力，保存了周朝傳國的寶鼎，也保存了周朝的命脈」（楚戈1983：38）。同文中蔣介石60歲生日接受母戊大鼎為生日禮的歷史照片，和故宮典藏之各型制鼎器穿插於文內。
索予明在1986年《故宮文物月刊》的「蔣公百年誕辰特刊」之〈總統蔣公與故宮博物院〉一文中特別記載故宮的毛公鼎為上海商人購得轉贈政府，由蔣介石批交中央博物院典藏，之後隨文物遷移來到臺灣。並強調蔣介石與故宮的關係（索予明1986：18）， 為故宮第一屆理事，並常常和蔣宋美齡到北溝和外雙溪故宮參觀文物。譚旦冏（1906-1996）則以介紹蔣介石60歲時獲贈的司母戊大鼎發表藝術史專題文章（譚旦冏1986：32），引用法人達爾德提沙（H. d’Ardenne de Tizac）稱頌鼎類文物的代表性「周代稱為古典的正統」作為隱喻（譚旦冏1986：40）。
故宮文物：維繫國家存文命運的國寶
故宮典藏品的王權權力象徵性並未如羅浮宮等歐洲國家的「文資化」、「公共化」，相反的，其王權繼承的象徵性延續至1980年代，此現象也排斥了故宮擴增典藏範疇及至當代臺灣及亞洲文化的政策。故宮對於文物象徵性和政權法統關係的執著，重複出現在關於文物南遷一萬多公里的文獻和回憶錄中，使得這段歷史成為政權受庇佑的證據，以強化國族論述。同時，文物遷移的歷史也會在海外展時被轉述，而成為向國外說明兩岸分合之複雜關係的好素材（New York Times 1996; Section A: 20）。
2003年在德國柏林展出之際，《明鏡周刊》（Spiegel）提到了故宮文物移至臺灣的始末，並說明海外展可能遭遇司法追討的歷史因素和法律風險（Schneppen 2001; Kronsbein 2003; Lorenz 2003; Noack 2003; Weller 2009）。文物遷移至臺灣的報導對說明或澄清兩岸差異有一定的作用，也突顯邀展國對臺北故宮的重視，以耀顯國格。2008年赴奧地利的展覽也有國內重要報紙的介紹，並說明兩岸張弛不定的關係（Standard 2008）。
另外，2014年赴日本東京及九州國立博物館的展出，也是官、學及媒體界歷經十餘年的努力，才得以實現。關鍵在於日本國會的支持，通過《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確保借展文物免遭無端司法扣押（光華雜誌2014）。而提到邀請國的對等禮遇和費心（Japan Bullet 2014），也常是突顯臺北故宮在外交上具優勢的論述。
國族傳奇與外交任務持續交織。押解文物來臺的故宮院員那志良（1908-1998）寫的回憶錄一再被引用，包括《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1993）等書提到文物屢次先撤了當地才遭轟炸，逢凶化吉成為傳奇，而認為這是因為「古物有靈，炸不到，摔不碎」（魏奕雄2010：96）。此論述內化在早期文化政策中，蔣介石政權以遠古道德理想召喚國魂並與「帝國氣韻」結合，而使故宮文物與政權有「奉天承運」的連結（吳淑瑛2003：65；蔣雅君、葉錡欣2015：45）。
典藏品在成為文資之前，是維繫國家存亡之命運的「國寶」，以再現崇高而神聖的國族文化，而成為「古物有靈論」。此信念連結在1961 年故宮藏品首次出現從臺灣出發赴美的展出，而故宮在外交上的角色認知，則是來自1936年倫敦展及1941年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展的經驗。
※ 本文摘自《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文化作為方法》第九章〈國家符號的文化外交：故宮國際交流展的詮釋與演變〉，巨流出版授權刊登。
《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文化作為方法》作者：劉俊裕、魏君穎出版社：巨流出版出版日期：2022/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