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還是離開：香港兩代「流亡者」矛盾的生命抉擇

鳴人選書 03 Oct, 2022

哈姆雷特：「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

——據朱生豪譯本

不管有沒有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都一定知道這句名言。這句舞台上的獨白，這個存在問題，想不到對我們香港人是如此有意思：「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我們當然不至於面對死與生的抉擇問題，但從去年至今香港的大變，讓我們面對自身的存在問題：香港死了，我們繼續留下來抗爭？忍氣呑聲接受打壓命運？還是離開這家園避秦而去？

我在這系列文章第一篇已經説過，我們的存在危機是因為香港政治局勢而出現的。疫症之下，身體不自由，一年半載應可解決，但精神不自由，卻要很長時間才有轉機，甚至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也看不到。

故此，留下或離開，這就是我們當下的存在問題。不過，留或不留，我們都是流亡人。

與香港「互不存在」的中國流亡者

我們這批1949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不知道戰爭殘酷的苦難，不理解離鄉背井的悲哀。但與我們同時在香港的有大批中國人從大陸逃難而來，他們經過的是從抗日戰爭到內戰的長年戰亂苦難，朝不保夕，生命隨時受威脅，逃離家園，流亡出來。

在那大時代，無數人都面臨存在的抉擇，留下來迎接新中國共產烏托邦神話？跟國民黨搬遷到台灣？逃亡到海外做難民或移民？或者來這個英國殖民地苟且偷生？結果，不少民眾、商人、廠家和知識分子選擇了來香港，一個有自由法治但沒有民主的地方。

圖為1984年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在聖誕節前夕拜訪香港的幼兒園。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圖／美聯社

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老師便是其中一個。和很多流亡來港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從不以香港為家，來此只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大陸和台灣都是極權統治，不尊重人權，封殺思想的地方。對比之下，香港放任自由，經濟為先，政治次要，可以批評共產黨和國民黨，也可以容許知識分子在此思考和創作。是以暫寄居此地，盼望中國能夠撥亂反正，早日回歸祖國故鄉。

可惜事與願違，政治局勢沒有變好，只好接受流亡學者的身分，歸國無望。1961年唐先生在《祖國週刋》的〈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很清楚地道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香港的悲涼心態。唐先生認為當時的中國，政治、文化和道德已解體。他説：

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這種飄零感反映在他對寄居之地的看法：「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唐先生是指香港不是中國，不能也不會產生任何歸屬感。他的身分是「中國文化人」。是以唐先生和他一輩留港的知識分子，心中沒有香港這地方，不關心此地民主和文化情況和發展。他和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是守著中國文化，放眼世界，最終是回顧中國，香港不在他們的眼中。後來牟宗三先生也曾説：

香港與我，互不存在。

經歷香港死亡與流亡的抉擇

唐先生看不出有任何出路。對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感覺絕望和無奈。既然外在世界我們沒辦法改變，只有轉回自己的內在意識，肯定我們的自身價值，他提出的「靈根自植」就是要保存我們生命存在價值之根源，固守其道。唐先生所指的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重新理解和弘揚中國文化精神，這就是唐先生一生工作的抱負。

由對我們所依所根以存在者之自覺，而我之生命存在即通接於我之祖宗民族、與歷史文化、禮俗風習。如此探本溯源尚可通接至我們生命所依所根之天心與自然宇宙。我們欲保此天心之不搖落，自然宇宙之不毀滅，亦是保守。

他和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在1958年合撰的〈中國文化與世界〉的宣言，成為新儒家的經典，向世界宣示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價值。簡單的説，流亡海外「花果飄零」是外在問題，只要我們能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在我們意識之中，我們的存在便有所依據，在世界那一處生活都沒問題。唐先生終其一生都在香港度過，在所有主要的著作確定這「保守」根基，然而，他再沒有機會重回故鄉，老死於香港。

我念大學時有幸上過唐先生的課，受他的宏大哲學和文化思想感染，雖然在課堂上從聽不懂他的四川國語，但深深佩服他的學問與人格。十分可惜，我並沒有接受他「花果飄零」的想法，也不受新儒家影響。新儒家影響海外華人和西方學界很大，但在香港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因為這理論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並無直接關係。我不能感受他對中國文化淪亡的切膚之痛，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提唐先生「花果飄零」的理論，是想對比他們在49年前後，抉擇離開或不離開大陸的困境，和我們現在香港留或不留的矛盾。唐先生那一代要面對即將滅亡的中國文化而做選擇，我們是體驗香港在眼前死亡而作的反思考慮。

七十年的相隔令我們的危機處境不一樣。49年大陸是戰火蹂躪下的地方，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一切都在混亂之中。2019年的運動是港共政府一手造成，下半年的抗爭暴力是警暴和謊言的結果。今年國安法是埋葬「一國兩制」的最後一著。7月之後，香港表面平靜，遊行示威沒有了。弔詭的是，政府吹噓香港似已恢復「正常」，「馬照跑，舞照跳」，「繁榮穩定」肯定再次在香港出現。

毋庸置疑，這只是假象，香港一去不復返，已植根在無數港人心中，也是無數港人希望離開的原因。對當權者的獨裁專制絕對失望，對警暴的控訴而無奈，對香港固有的規矩、價值、意義全部顛倒而悲痛。這些事情都在過去一年多在我們眼前發生。我身邊不同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知識分子或普遍市民都有這共同悲情。

這正是前輩李怡先生所言之「香港覺醒」，他説：「2019，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在他這本書中，詳細分析和反思這一年的運動，解釋覺醒的意義。我不需在此多説。

「花果飄零」或成為「新香港人」？

我們覺醒了，但又如何？還得要面對自己和世界，也要繼續生活下去。這個覺醒了的「我們」是什麼？與唐先生不一樣，他沒有身分問題，從出生到死亡從未懷疑過他是真正的中國人，他「覺醒」的是共產黨將傳統中國文化摧毀了。我們同樣「覺醒」的是「香港」被極權謀殺了。唐先生將中國傳統文化最美好的價值內化在自我意識之中，是以「靈根自植」，自覺永遠是真正的中國人，到世界那一個角落生活都是一樣。

我們肯定自己的身分嗎？什麼是「香港人」？毫無疑問，在香港出生的人，從來就是在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文化中成長，過的是中西合璧的生活。自由和法治是理所當然，大部分人都不需要關心如何保衛這些核心。當然爭取民主運動遠在80年代開始，雖然努力但成果不高，最後也以為《基本法》會將民主真正帶到香港。

到97之後，香港的核心價值慢慢被蠶食，民主運動變得毫無意義，直到今年完全喪失了，一切都是虛假的承諾。在這死亡過程裡，我們突然發現到我們賴以存在的價值和信念也在毀滅中，原來「香港」對我們是這麼重要。所以有以百萬計的香港人起而反抗，盼望能夠拿回應該有的權利。但強權暴政將一切反對聲音和行動鎮壓下來，白色恐怖籠罩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