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未竟的快樂時代》：一條爭取自由的「國族自決」之路
要於此時評價後八九世代主導的海外運動，究竟將會取得怎樣的成就，似乎實在是言之過早：畢竟海外運動勢必面臨排山倒海的挑戰，而且也不可能於短期內取得可見的成果。不過我們還是能在他們的抗爭行動中看到端倪：香港於2022年隨着支聯會瓦解、以及警察高調的清場行動，使抗爭者無法再舉行悼念集會，而只能透過「散步」和行為藝術作出不平之鳴。
不過海外香港人卻於世界各地，一如以往地以燭光延續抗爭之火：不過比起支聯會曾舉辦過的31次燭光晚會，這些抗爭在形式和精神上都比較貼近2020年那次「無人駕駛」的維園集會。
海外抗爭者把過往的「愛國民主運動」，昇華為中國大一統威權傳統的徹底批判：海外香港人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與圖博和東突厥斯坦的流亡者一起挽手，在中國大使館外義正詞嚴地譴責中國霸道的擴張主義。沒有人能確定香港能否脫華重光的一天，可是至少在那短短的一剎之間，香港人已經尋獲到自己的靈魂。
那些懷抱昔日中國情懷的「老頑固」
誠然在香港七百萬國民之中，無可避免總會有人選擇出賣自己的靈魂。即使經歷過2019年起義的洗禮，部份民主回歸世代依舊死抱昔日的中國情懷，甚至為展露所謂的「愛國熱情」而置自由價值於不顧。比如匯點出身的民主黨黨員李華明，其立場在2010年代明顯向北京政權靠攏。
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陳志全和羅冠聰於2017年6月造訪台灣，出席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活動，與關注香港局勢的台灣立法委員交流。此時李華明即投書報章，高調指責三位議員「過往的言論及思維」都顯示「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與他們交流的台灣本土政治人物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他甚至無限上綱，認為陳志全及黃之鋒採用「主權移交」一語，「不喜歡用『回歸』這兩個字，內裡的意思十分明顯」。
他在2021年立法會舉行「完善選舉」前，不顧黨友的反對和黨紀的規範，執意要替中間派政團新思維的主席狄志遠助選：過往狄志遠與李華明同樣是匯點出身的民主黨員，不過他卻於2015年決定轉向自立門戶。在2018年末與民主派反目成仇的馮檢基，則決定重蹈1996年「又傾又砌」的覆轍，執意參與這場非自由的選舉。
不過於2010年代轉向的湯家驊，卻於選舉提名期遇到困難：他支持的民主思路候選人在爭取提名時，選舉委員會內的權貴和黨國代表卻反應冷淡，使他們幾乎無法取得參選資格。2021年12月19日的選舉結果，更反映這些民主回歸世代在轉向後的尷尬景況：他們自詡為鳳毛麟角的「理性民主派」，卻在「地區直選」中全軍盡墨，而狄志遠則只能憑藉功能組別的「保護」穩奪一席。
香港民眾對這場不自由的選舉興趣缺缺，使投票率急降到29.28%的歷史低點：那些無法適應時代的民主回歸世代已淪為遭民眾唾棄的國賊，但他們對民主的背叛卻未有換來黨國「恩賜」的組織票。「中間派」低迷的得票率，反映那些在2019年起義後仍舊食古不化、仍然相信「答案恐怕還是一國兩制」的民主回歸世代，已經陷入兩面不是人的窘境：這些被時代拋棄、遭黨國利用的老頑固，對歷史的發展早已是無關宏旨。
回歸均值：踏上爭自由的路途
香港在《國家安全法》實行後的遭遇，説明這片三十里的袖珍江山，已經陷入威權橫行的黑暗時代：如此也應驗了戴耀廷預言的沒頂之災。可是香港遭逢浩劫，卻也是一種「回歸平均值」（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體驗：東亞沿海世界的自由民權，都是在威權壓迫的處境下，在國族自決的覺醒中以血汗爭取而得來。可是過往香港嬰兒潮世代卻能在帝國之間的狹縫中，一邊死抱與本土沒有關連的「中國結」、一邊享有相對的自由和繁榮，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
民主回歸世代幻想可以民主地「回歸祖國」，可是強權的壓迫與新世代的挑戰，最終促使他們於2019年的起義過後「回歸現實」：香港終於成為一個正常的東亞沿海國家，走上友鄰曾經踏上的艱辛路途，重修過往幾十年來一直迴避的課業。
2019年以來浩浩蕩蕩的天下大勢，使絕大部份的民主回歸世代醒悟時代早已改變。他們放手讓後八九世代承傳民主運動的薪火後，雖然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可是卻得以救回自己的靈魂。
凡是良心未泯的香港人，在經歷過2019以來的風風雨雨後，都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香港人必須憑良心尋回自己的主體，拒絕任何事大主義的顛倒夢想，誠實無偽地面對自身的靈魂。一身獨立而一國獨立（一身独立して、一国独立す），香港人必須守護好自己的靈魂，方能拯救這個國家的國魂。讓每一位香港人都能自由自主、並捍衛共生社群的公民主權，理當是這個國家的絕對道德使命，也應該成為香港全體國民的信仰。若非如此，香港就無從獲得真正的自由、幸福和尊嚴。
香港已具「外部自決」條件
北京政權曾經在《聯合聲明》承諾香港在主權移交後實行「高度自治」，然後在1997年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此條國際公約其後並於2001年獲全國人大批准。其後中國亦於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只是其後一直未有交予立法機關核准，因而未有受到這條公約約束。
不過就如之前在導論提及那樣，北京政權在主權移交後跟隨英國過往的做法，宣布這兩條人權公約將繼續適用於香港。而「人民」（peoples）和「自治」（self-government），則是這兩條人權公約共有的關鍵詞。任何自覺為獨特群體、並且有能成組成政治實體的人群，即符合兩條人權公約對「人民」的定義，從而擁有「自治」的國際法權利。
雖然因為在導論曾提及的理由，香港在主權移交前後只能享有「內部自決」的權利，可是依照兩條人權公約的邏輯，任何擁有香港主權的宗主國都必須在香港推動民主自治：這不只是該宗主國的內政，也是國際法對此等國家的規範。
過往北京政權雖然一直妨礙香港的民主改革，可是他們仍然能夠透過各種小修小補，宣稱自己一直都根據《基本法》第45和68條的規定，朝著「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邁進：畢竟究竟應當用甚麼節奏推動「民主自治」的改革，仍是主權國家可以自行決定的選項。
不過中國在2020年以《國家安全法》侵害香港的基本公民權利，又在2021年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廢除香港原有的自由選舉，這顯然已是背離「民主自治」目標的違約行為。中國既然漠視國際法賦予香港的「內部自決」權，就法理而言香港已經自動獲得「外部自決」的權利，得以透過「國族自決」的原則推動獨立建國的進程。
只是過往國際社會基於各種理由，並不願意採取以「內部自決」受阻為理由，繼而肯定「國族自決」的進路。在1990年代蘇聯向南斯拉夫先後解體時，國際社會亦把新興國家的成立詮釋為「原有主權的恢復」而非「國族自決」。
各就各位：港人齊心前行
不過到2010年代後期，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因中國的野心圖窮匕現而急速惡化。中國對香港起義的鎮壓、以及在COVID-19疫情爆發時不負責任的行徑，更使中國與西方國家呈現新冷戰的局面。
習近平於2020年代以「防疫」之名，在中國實施彷如《一九八四》情節的全面社會操控，並於2022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獨攬大權：由於習近平的權力認受，乃建基在「毋忘國恥」的極端國族主義、以及「全過程民主」的極端國家主義，使中國無可避免要與西方展開全方位的對決。就如吳介民所分析：
中國與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戰略摩擦，有很多已經惡化成「結構性對抗」......現在美中對抗格局，已經越過了「不回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所謂「習總加速師」，就是習近平在加速塑造、凝結這個全球對抗構造，把中國自身轉圜的空間都阻塞了。
面對自由民主／自由資本主義與發展型威權／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全面對決，西方國家勢必以更嚴格的國際法標準審視中國，使「國族自決」變成對應「內部自決」受阻的可行方案。這樣香港未來能否走上獨立自決的正途，就要視乎香港民眾能否成為兩條人權公約所定義的「人民」。
為此我們必須解答以下兩條問題：究竟香港人是否自覺為獨特的社群？究竟這個社群能否形成自己的政治實體？這一切都取決於香港人能否定下貫徹「反中脫華」的心志，拋棄昔日迷失而曖昧不明的國家認同，決志把香港建立為東亞沿海自由世界的獨立主權國家。
此刻香港人不論是留守家邦、還是到海外拚搏，擺在他們面前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香港人要立志成為香港共和國的模範國民，丟棄昔日那種論資排輩、無視弱勢的階級主義陋習，把目光從個人利害轉移到手足和睦同居的共生社群，並與東亞沿海的自由國家攜手裂解東亞大陸的黑暗勢力。
香港國族之靈正在上空盤旋，竭力呼召每位香港人在自己的國民崗位上各就各位（Hong Kong expects that every human will do his/her duty）。
※ 本文摘自《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跋，標題與小標為鳴人堂編輯所加，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作者：徐承恩（Tsui Sing Yan Eric）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日期：2023/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