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台灣音樂史觀（上）：被遺忘的民族音樂學家呂炳川

李志銘 07 May, 2021

呂炳川演奏台灣原住民傳統樂器「弓琴」。據呂炳川的研究，除了泰雅族、賽夏族及達悟族之外，其他族群均使用過弓琴，其中以布農族應用最多。而含弓之處，以口腔為共鳴腔，透過弦的震動，加以舌位的變化，產生不同的泛音音高。圖／翻拍自楊識宏《台灣文化人攝影紀事》

掩蓋的事沒有不被顯露出來的，隱瞞的事也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12章第2節

須知，過去的歷史之所以形成今日我們所見的樣貌，乃是針對眾多史料不斷地進行選擇、排除、歸類、詮釋，乃至於撰寫成論著的一連串動態過程。

因此，當我們閱讀任何一樁看似理直氣壯的歷史敘事時，除了關注已知的主流論點和人物之外，我們更應該隨時保持著敏感度，並且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有些相對低調的人事物，在後來的歷史記錄當中彷彿刻意被忽略、被隱蔽，甚至最後「被消失」了呢？

約莫在2015年，我在友人王信凱開設的愛樂空間「古殿樂藏」首度意外發現了一套三張1977年日本「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出版、呂炳川（1929－1986）錄製並擔綱監修與解說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黑膠專輯。

令人驚訝的是，該唱片封面文字強調「台灣現地錄音」（Live Recording，有別於錄音室的後製效果），透過曲盤唱針播放出來原住民吟詠大地的唱和之聲極其飽滿、醇厚，場域層次分明、輪廓清晰，溫暖而細緻的空氣感彷彿活現眼前。

聽聞其中的田野錄音技術似有一股震懾人心的感染力，我認為簡直要比「風潮唱片」後來在九〇年代灌錄的《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系列CD更勝一籌。而在這套《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裡甚至還附有一冊大開本篇幅達四十多頁、圖文並茂的解說書，翻覽其內容資料之詳盡、編排印刷之精美，儼然就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學術經典。

隨後，我輾轉透過文獻閱讀得知，這個名叫呂炳川的台灣人，原來是戰後台灣第一位在日本東京大學專攻「民族音樂學」的博士學者。上述這套錄音相當厲害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正是他當年就讀東大期間，自1966年起陸續返台進行田野調查、前後歷經12年（直到1977年）、走訪了上百個村庄部落的採集成果。

此外他早期（1977年）在佛光山大悲殿現場採錄的梵唄唱誦，1978年製作成《佛光山梵唄》聖歌錄音帶，後來授權給「風潮唱片」於1994年重新出版CD專輯，並帶動佛教類型音樂大賣而奠定了該公司的事業基礎，因此才有了盈餘來支持《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系列製作。

赴日苦讀獲國際殊榮

1929年出生於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轄下澎湖廳的呂炳川，二歲時（1931）隨家人搬遷到高雄定居，自幼即展現出對於飛機模型、工藝、音樂、攝影等多方面的興趣和喜好。中學時期曾經以手抄琴譜、土法煉鋼的方式學習小提琴演奏。從學校畢業後，呂炳川很快又愛上了攝影，不僅獨自摸索暗房技巧，也開始瘋狂鑽研搜集各式Hi-Fi音響器材、攜帶用高級卡式機和雙向話筒等錄音設備，以及當時相當昂貴的十六厘米攝影機等。

聽聞其生平好友李哲洋形容他所擁有的攜帶式錄音機機種之多，「幾乎可以開一家音響器材博物館的程度，並且都是精品，價格十分昂貴」¹。後來呂炳川也自行開設了一家照相館，還在留學日本期間擔任大學攝影社團召集人，同時舉辦過個人攝影展。諸如此類對於聲音影像器材的專精與熟稔，讓呂炳川奠定了日後投入田野調查的專業基礎。

早期（五〇年代末）熱愛音樂的呂炳川亦曾在高雄指揮市立交響樂團演出，並在當地的華僑戲院舉辦過一系列的唱片欣賞會，堪稱台灣最早的音響唱片發燒友的鼻祖。有時他還會把貴重的留聲機和蟲膠唱片大方外借給有需要的年輕學員，不吝教導對方如何正確地使用唱針播放曲盤。

當時，呂炳川漸感自身所學不足，為了進一步充實音樂方面的學理知識，33歲那年（1962）他毅然結束在台灣的所有工作，攜家帶眷負笈日本，進入武藏野音樂大學音樂學部樂器科就讀，主修小提琴和指揮。

就在武藏野修業期間，他發現身邊不少主修樂器的同學只懂技巧，卻腦袋空空、思想貧乏，於是又到東京大學旁聽美學與比較音樂學（今「民族音樂學」的前身）。結果讀出興趣來，後來在東京藝術大學旁聽了小泉文夫（1927－1983）在該校開設的民族音樂學課程，深感獲益良多，更引導他走上民族音樂研究之路。

呂炳川的博士論文《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據聞今年可能將進行翻譯出版計畫。圖／明立國提供

1966年呂炳川自武藏野大學畢業，旋即進入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主修音樂美學，兼修比較音樂。這時，他開始把研究興趣轉向台灣原住民音樂，並利用那年暑假（1966年7月至9月）首次回台進行田野調查。

及至翌年（1967）又通過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主修「比較音樂學」（今「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嚴格的入學測驗，接連在碩士班以第一名完成學業後攻讀同校博士班，正式成為著名的日本民族音樂學家岸邊成雄教授（1912－2005）的學生。日後，這位指導教授回憶：呂炳川當時「碩士課程修了兩年，博士課程修了三年，能在短短的五年內便取得博士學位，實為罕見，而他又是以外國人的身分得到博士，更屬難得」²。

這段期間，呂炳川每年都會趁著假期回台調查研究原住民音樂。他曾走遍全台，登山越嶺，訪問各部落達108村。由於從事民族音樂的田野工作費用龐大，卻又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明顯成果，呂炳川捨棄半工半讀、而直接選擇以破釜沉舟的方式借貸求學，相當執著地去完成他認為值得付出奉獻的學術志業。而在畢業之後為了還債，更賣掉自己原有的房產，但他卻仍甘之如飴，甚至說：「還想以自己的力量繼續做採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³。

1972年，呂炳川以博士論文《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獲得學位，成為台灣第一位民族音樂學博士。五年後（1977）更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上他多年進行田野調查所得錄音採集成果，與日本「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唱片專輯獲得該年度「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賞」。

按李哲洋的說法，日本前輩音樂學者黑澤隆朝（1895－1987）早在1974年就將早期（1943）在台灣的採集錄音出版成一套兩張《台灣高砂族の音樂》，結果只獲得「優秀賞」，「大賞」從缺。這個由日本文部省主辦每年一度的藝術祭大賞，已經連續三年都從缺（1974到1976年），可見其審查之嚴格與謹慎⁴。

直到呂炳川参賽（而且又是以外國人的身分），才又出現「大賞」得主，此一殊榮無疑得到日本學術界的高度肯定，更是繼棒球名人王貞治獲頒「榮譽國民獎」之後，以台灣人身分得到日本官方頒發大獎的第二位。若以現今媒體常見的鄉民語言來形容，無論是他個人苦學奮鬥的傳奇經歷，或是嶄露國際知名度的學術成果而言，當年獲獎的呂炳川根本就是那個年代的音樂學界「台灣之光」。

1977年，呂炳川與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獲該年度「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賞」。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一段被隱蔽與排「外」的歷史

彼時，呂炳川的博士論文《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不僅被收錄在RILM（國際音樂文獻資料大全 Répertoire International de Littérature Musicale，簡稱RILM）文獻目錄裡頭，奠定了呂炳川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而權威的葛羅夫音樂辭典（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以及萊比錫出版的《Veb Deutscher Verlag Für Musik》裡有關台灣民族音樂的篇章，也都邀請呂炳川撰述。

然而，令人尷尬不解的是，當他學成歸國之後，竟無法在大學的音樂科系謀得一份專任教職，其間長達八年之久（1970－1978），而那時候（七〇年代）台灣島內卻正適逢本土（鄉土）自覺意識崛起、民間社會紛紛湧現文化尋根熱潮、音樂學界史惟亮和許常惠合作領導「民歌採集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

為謀生計，呂炳川不得已運用自己的第二專長：開班教授小提琴，以期盡速償還債務，並於自家創設了「才能教育幼稚園」，成為台灣最早引進日本小提琴教育家鈴木鎮一「才能教育」思想的先驅者。（據聞早年林絲緞、明立國也都曾在這裡擔任跳舞和小提琴的教師，某種程度上這也和林絲緞日後發展出的「啟發式舞蹈」教育有著彼此共振與強化的作用）。

直到他獲獎（1977年）前不久，有著處女座一絲不苟與勤奮性格的呂炳川，方纔透過作家雷驤的雜誌專訪，委婉表明了他內心的感嘆：「回國以後，才發現此地的音樂界，並不是一個人老老實實在那裡苦幹，就能出頭的」。呂炳川表示：「我的個性本來很活躍，是樂於參與各種社交的。也許受到國外學者們的影響，逐漸在性格上起了轉變；想起來，與其把時間精力放在交際，不如多做點學問」⁵。

呂炳川在自家書房。李哲洋描述呂炳川擁有的書刊之多，其藏量為他個人藏書的十數倍，相當令人驚異。圖／翻拍自1977年6月《全音音樂文摘》第6卷第6期

根據雷驤在〈呂炳川——文化遺產的勞動者〉這篇文中描述：「不喜歡同人打交道的性情，致使他與國內文化界疏離。因此，教育部有關民族音樂的會商、諮詢，從來不曾找過他」。當時（1976年）在台北舉行的「亞洲作曲家大會」，中心議題是「以亞洲音樂素材為創作泉源」。參與大會的各國代表中，不乏民族音樂學家，像菲律賓的馬西達博士，即列席發表民族音樂研究的心得。

而在台灣地主國龐大的代表團名單裡，卻沒有呂炳川的席位。「有的外國代表滿以為可以在會場上看到他，經詢問大會，答覆說：呂炳川先生外出旅行，所以沒有邀請.....」⁶。這位曾被瑞士、德國、日本各種學報爭相約稿的音樂學者，在國內向報刊撰文投稿，卻遭退稿。

「我在博士班時已在昭和音樂短期大學任教，教的是日本音樂與音樂美學專門，畢業後，本打算接受美國一所研究院邀請我去當研究員，條件非常優厚，後來卻糊里糊塗地被文化學院的莊本立教授勸回來。」⁷

當時呂炳川亦曾在接受《全音音樂文摘》主編李哲洋與樂界友人戴洪軒的採訪時坦言：「其實我也很想回來為祖國（台灣）效勞，在音樂界貢獻一點力量，沒想到台灣的音樂圈那麼複雜，而且排外，我剛回國時誠心誠意地去拜訪幾位『偉大』的音樂家，竟遭拒絕，個個都說沒空見我，大概是怕我找他們介紹工作，其實我根本沒有別的企圖，只是想跟他打個招呼致敬罷了，從此我對這些『偉大』的音樂家只好敬而遠之，一些文章只好拿到國外發表了」⁸。

最近幾年，吾友「古殿樂藏」殿主王信凱針對台灣本地黑膠唱片市場與愛樂聽眾已有一些初步觀察，他發現一個相當有趣而吊詭的現象：在他所接觸的消費客層與朋友圈中，曾經聽過呂炳川這個名字的人雖然不多，其中有的是民族學、人類學背景，有的則是單純喜歡聽民族音樂的愛樂者，但反倒是那些主修音樂科系或民族音樂學的年輕一輩（包括學生和老師），詢問他們當中是否曾經聽過呂炳川？所有答覆卻都是對他完全陌生。另在國圖碩博士論文網查詢呂炳川的關鍵字，得到的相關研究論文篇數結果竟也都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