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聲樂家關屋敏子與李仙得（下）：於世界和本土之間流轉的永恆櫻花

李志銘 28 Sep, 2021

1931年1月《音樂春秋》（第16號）刊登關屋敏子撰述〈日本的民歌及其創作〉。
圖／作者提供 — 1931年1月《音樂春秋》（第16號）刊登關屋敏子撰述〈日本的民歌及其創作〉。圖／作者提供

▍上篇：
日本聲樂家關屋敏子與李仙得（上）：椿御殿的野玫瑰

參照60年前（1867），甫從美國南北戰爭負傷退役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善於利用他來台調查「羅妹號（Rover）事件」期間所掌握的台灣經驗與地理情資，積極尋求各種機會，先後以美國駐廈門領事、日本外務省顧問、朝鮮政府顧問等身份活躍於東亞各國外交領域，同時也留下包括《台灣紀行》在內的豐富著作，為後人開啟了許多討論空間。

相隔60年後（1927），李仙得在日本的外孫女關屋敏子，卻也同樣在音樂藝術文化領域滿懷抱負、才情過人。自從23歲留學義大利、隨後加入米蘭「史卡拉歌劇院」（La Scala）擔任首席女高音作為登上國際舞台的起點，由此靈活善用她那明亮而強烈的音色讓世界樂壇為之震懾，縱橫往來於紐約、巴黎、倫敦、柏林、米蘭、羅馬等歐美各大城市巡迴演出。後來還曾經受邀來到台灣舉行音樂會，乃至締結了一段奇妙的師生緣分。

1929年12月，起初遠赴義大利深造拿到學位、屢獲國際樂壇讚譽的關屋敏子首度回到日本，隨即在東京都立日比谷公會堂（日比谷公會堂）舉辦了她歸國後的第一場獨唱會。1930年2月，年僅23歲的她與日本最當紅的歌劇明星-男高音藤原義江（1898-1976）在東京「歌舞伎座」合作演出威爾第的經典歌劇《茶花女》，大獲好評。除了日語（母語）之外，當時的關屋敏子據稱已能流利地掌握四種外語：英語、義大利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1933年4月，關屋敏子前往法國，她在巴黎右岸的「皮勒耶音樂廳」（Salle Pleyel）舉辦的一場獨奏會上演出，並在「巴黎歌劇院」首次發表了《夏日狂亂》（お夏狂乱），吸引了當地許多樂迷。這是她在巡演時所創作的一齣帶有濃厚日本風格的歌劇作品，歌詞出自詩人川路柳虹之手。翌年（1934）6月她回到日本，還在東京「歌舞伎座」上演了這齣《夏日狂亂》。

綜觀而論，關屋敏子不僅在歌藝或演技方面皆備受肯定，亦能替自己作曲、譜寫歌劇，並且通曉多國語言。甚至就像她的外祖父李仙得當年熱衷踏查台灣地方風土民情和田野文化的個人志趣，關屋敏子毋寧也對於日本各地傳統民歌、童謠、勞動歌曲的採集研究懷抱著極大的熱忱。

在1931年1月日本「春秋社」發行一份名叫《音樂春秋》（第16號）的刊物上，便曾登載了關屋敏子早期談論民歌的一篇文章，原文標題為〈日本の民謡と其の作曲〉（日本的民歌及其創作）。

文中一開頭，關屋敏子就宣稱民歌是「整個民族的詩歌和藝術」（民衆全体の詩であり又芸術），並強調「我一直在研究和創作日本各地的民歌」，而她本人也曾於1925年11月在「慶應義塾大學」禮堂演唱過好幾首由她自己採集、創作或改編的日本地方民謠，如〈浜歌〉、〈舟の船頭衆〉、〈大島民謠〉、〈岐阜民謠〉、〈大阪子守唄〉、〈江戸子守唄〉、〈紀州民謠〉、〈琉球民謠〉等。其中「江戸子守唄／大島民謠」，後來還在1930年3月由日本勝利唱片公司灌錄（關屋敏子獨唱）製作成SP留聲機曲盤。

1930年日本勝利唱片公司發行關屋敏子作曲兼獨唱《江戸子守唄／大島民謡》留聲機唱片。圖／作者提供

相遇台南本地歌唱家林氏好的師生緣分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關屋敏子曾於1935年2月接受「愛國婦人會」邀請來台，分別在台北、台中、台南、嘉義、高雄、基隆、花蓮港等地舉辦巡迴獨唱會。台南當地報紙《台南新報》為了歡迎關屋敏子的到來，甚至還特別在演唱會前夕（1935年2月13日）刊載了大篇幅的半版廣告以茲宣傳。

之後，關屋敏子又接受「台灣映畫株式會社」邀請於1939 年8月15日再度抵台，陸續在台北公會堂（16日、17日）、台南宮古座（18日）、台中座（19日）、屏東劇場（20日）、高雄館（21日）、嘉義座（23日）等地登台獻唱。

此外，關屋敏子在1935年來台演唱期間，更恰巧遇上了台南本地歌唱家林氏好¹，兩人幾乎同一時間在台灣各地舉行巡迴演唱會。先前透過報紙的報導，關屋敏子早已對林氏好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由於關屋敏子應邀參加「愛國婦人會」在台北「鐵道大飯店」（位於台北市表町通，今台北車站對面，建物現已不存）主辦的歡迎茶會，素來景仰關屋已久的林氏好特別從台南出發到台北參加此次的茶會，於是促成了兩人會面的契機。

根據《台灣新民報》的報導記錄，彼時在茶會席間上，與關屋敏子同行的父親關屋祐之介笑著對敏子揶揄說：「妳這次到台灣舉行演唱，沒想到在台灣還有個競爭者呀！」此話一出，同坐在席間的林氏好默默不語。隨後，林氏好向關屋敏子表示：「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平日則是隨著關屋敏子老師的唱片認真學習。今天能夠拜見您一面，不但是我畢生的願望，也是我一生中的光榮。」²

聽了林氏好一席話之後，關屋敏子大受感動，兩人相互約定日後能有再見面的機會。沒想到，第二天林氏好旋即又再度前往「鐵道大飯店」拜會關屋敏子，還在關屋敏子的伴奏下，當場演唱了義大利作曲家托賽里（Enrico Toselli, 1883-1926）的〈悲嘆小夜曲〉、羅西尼歌劇序曲〈塞爾維亞的理髮師〉，以及取材自南管古樂的台灣歌謠〈百家春〉。

關屋敏子大約花了兩小時的時間來指導林氏好正確的發音法，也由此更加確定了對方投入歌唱的熱情，並且鼓勵林氏好若想要進一步提昇自己的聲樂造詣，可以來到東京跟隨她繼續學習。於是就在同年6月中旬，林氏好毅然決定隻身前往日本，成為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不久便很快習得了關屋敏子親自傳授的招牌歌曲〈野いばら〉（野玫瑰）。

1935年2月13日《臺南新報》以「世界的花腔女高音：名歌手關屋敏子獨唱會」為標題，刊登了大篇幅的半版廣告。圖／作者提供

她的名字像櫻花一樣芬芳、永不消失

1937年，34歲的關屋敏子在母親的包辦下，和舊幕府將軍歷代家族擔任劍道教師的柳生藩第13代藩主柳生豐洲的兒子柳生五郎結婚（柳生五郎入贅當養子）。就在這一年，日軍在北平附近藉口夜間演習的某名士兵失蹤而挑起了盧溝橋事變，導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此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亟趨狂熱的年代。在軍方大倡「大東亞共榮圈」、「南進國策論」的主導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對外積極擴張，大肆掀起侵略戰爭。另一方面則是配合國內進入戰時體制——號召「國民精神總動員」而展開皇民化運動，起初不僅強化宣導灌輸「忠君（天皇）愛國（日本）」思想，並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隨後更將好萊塢電影、爵士音樂、英美流行歌曲都認定是「敵國的文化商品」，亦為擾亂社會秩序和煽動民眾意識的亡國之音。當時有許多唱片行、喫茶店和咖啡廳陸續成為官方取締的黑名單，更不允許音樂團體演奏相關作品。

這段期間，關屋敏子就像走馬燈那樣四處奔波於海內外各地趕場演唱，除了一般公演行程，也頻頻參與皇軍慰問演出。時代的巨浪將她推至歌唱事業的高峰，同時也推到了人生盡頭。

1941年間，婚後的關屋敏子與柳生五郎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丈夫希望她能專心操持家務，但關屋敏子根本不想放棄音樂。不久，雙方協議離婚。

之後，關屋敏子便一門心思地投入歌劇《巴御前》（ともえごぜん，傳說中日本源平時代的女將軍）的創作中，每天工作到半夜，包括身體或精神上的疲勞都達到了極限。到了1941年11月23日這天晚上，她應邀請在東京大學工學部畢業生歡送會上演唱。關屋敏子原本準備了因應聽眾鼓掌要求繼續演唱的安可曲目，沒想到當晚唱完預定歌曲後，聽眾的掌聲卻是稀稀落落，也沒有要求她再唱安可曲，令她驟然感到心情失落。

由於現場演出的反應不如預期，因此歸咎於可能是自己的嗓音變差，再加上連日苦思作曲的疲憊、離婚後的抑鬱，以及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種種壓迫和禁制，致使其創作展演陷入困境，讓她對於自身未來的歌唱前途產生了相當強烈的焦慮感。

當晚（11月23日）深夜，關屋敏子服下安眠藥結束了她37年的短暫生命，並在自己的作品《野玫瑰》樂譜背面寫下了遺書。遺書內容寫道：「我關屋敏子，即使在38歲殞落了，這個名字就像櫻花一樣芬芳，永不消失。希望敏子的名譽能永遠保持下去，請守護大日本藝術的尊嚴，使其成為千百萬年來這世界人們心靈純潔的典範。」³

身後，關屋敏子被安葬在橫濱市鶴見區曹洞宗大本山的總持寺。她的老師三浦環含著悲傷的淚水，將這首短詩獻給了她：「關屋敏子，為詩歌而生，為詩歌而死，她的名字將流傳千古」（歌に生き歌に死つる関屋敏子，名は伝はらん幾千代までも）。

位在橫濱市鶴見區總持寺的關屋敏子之墓，以及墓碑旁的「歌聖關屋敏子」紀念碑。
圖／取自部落格「万遊歩撮」 — 位在橫濱市鶴見區總持寺的關屋敏子之墓，以及墓碑旁的「歌聖關屋敏子」紀念碑。圖／取自部落格「万遊歩撮」

值得一提的是，關屋敏子的外祖父李仙得儘管在1890年已經離開了日本，前往朝鮮擔任高宗國王的顧問，直到1899年在漢城（今首爾）中風去世，死後葬於漢江旁的「楊花津外國人傳教士墓園」。然而，在現今關屋敏子的墓碑正對面，仍留有一座李仙得的家族墓碑——名曰「李家一族碑」，上面寫著李仙得在日本一家三代所有家族成員的名字，包括關屋敏子的妹妹野口喜美子也埋葬於此，但她的名字卻並沒有刻在石碑上。

另在關屋敏子的墓碑旁邊，還有一座題稱「歌聖關屋敏子」的紀念碑。碑文內容描述了關屋敏子當年（1931）作為第一個在美國好萊塢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獨唱的日本人，獲得了義大利佛羅倫斯市頒發的達文西藝術獎章，並在當時美國排日氣氛極其強烈的氛圍下，來到洛杉磯神殿大會堂（Shrine Auditorium in Los Angeles）舉行的個人獨唱會現場，帶領台下觀眾齊聲高唱了日本國歌〈君が代〉，達成了一次成功的國民音樂外交，因此受到日本右翼思想家暨文學家德富蘇峰（1863-1957）的高度盛讚「其音玲瓏、其人如玉」。

由於這塊石碑是在1942年二戰高峰期間豎立的，免不了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政治宣傳意味。此間所隱含各種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社會脈絡，以及企圖建構當代歷史話語權力的痕跡，或許只有從關屋敏子遺留下來的歌樂作品，與其身處於大時代動盪的人生歷程當中去細細體會了。

位在關屋敏子墓碑正對面、刻有李仙得在日本一家三代所有家族成員名字的「李家一族碑。圖／取自「Tachibana-Ya」網站

林氏好（1907-1991），台南人。1923年和盧丙丁結婚，丈夫是積極從事抗日民族運動的台灣民眾黨領導人之一。1932年考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擔任專屬歌手，此後相繼錄製了〈紅鶯之鳴〉、〈一個紅蛋〉、〈月夜愁〉、〈咱台灣〉、〈怪紳士〉等台語流行歌曲。並與鄭有忠樂團合作，陸續在台灣各大城市舉辦「林氏好獨唱會」巡迴演出。1935年他赴日隨著名花腔女高音關屋敏子學習聲樂，戰爭期間他帶子女遠赴滿州（丈夫盧丙丁在30年代以後突然失蹤）。戰後回台參與草創「藝霞歌舞團」，而後罹患舌癌，逐漸淡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