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甯予／國家應滿足人民的復仇情感？——談《死刑肯定論》的復仇原理
近期小燈泡案判決出爐、殺人案件頻起、日本執行死刑消息傳來，「死刑存廢」在台灣再度引起熱烈討論。在死刑議題上，「復仇」是正反雙方都難以忽視的問題。
剛好，日本法務工作者森炎（Honoo Mori）的《死刑肯定論》今年在台灣出版，其中關於「復仇情感」的討論大大增加了本書的可看性，畢竟「死刑存廢」並非單靠數據就能解答，也關係生命、政治與情感。
本文將聚焦於作者擁護的「復仇原理」，說明森炎如何試圖證成死刑的存在，最後再對其進行哲學上的檢驗。
復仇權的國家理論
森炎認為「復仇原理」有機會說明死刑的正當性，而這個原理背後是一整套國家理論。
現代國家收回所有暴力的正當性，私刑暴力遭到禁止，因此人民無法合法報復犯罪者。然而，國家之所以禁止私人的復仇，是因為「復仇」本身不合理，還是因為「私人復仇」不合理？
從歷史經驗來看，國家若不禁止私刑，就會造成沒完沒了的冤冤相報。森炎指出，這不代表「復仇」不合理，只說明了「私人復仇」較「國家代替人民復仇」更不合理。
在這種情況下，森炎認為，就是因為國家禁止了私人的復仇權，因此國家更應該要代替人民行使復仇的權力。 「國家禁止私人復仇」成為了「國家應代理人民復仇」的理由。
復仇情感能展現德性
當然，要順利從「國家禁止私人復仇」推導出「國家應代替人民行使復仇權」，就必須預設一個應然前提：「復仇權應被行使」，或者「如果完全不行使復仇權，那就是不道德的」。否則，國家可以既禁止私刑，同時又不代替人民行使復仇權。
在此，森炎為了證立「復仇權應被行使」這一命題，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論：
一切的善或德性，應是處於合乎比例的適當程度。因此，若對於犯罪者給予過度地包容或原諒，將可能淪為縱容他人或是懦弱的展現。 亞氏認為適度的憤怒是必要的，這才能使人的德性表現達到合乎比例的程度。
亞氏並不強調必須殺人償命，而是強調必須合乎比例。
基於這個立場，森炎認為我們不該抑制復仇情感，相反地，適當地展現復仇不僅是被容許的，同時也比完全不復仇更為正當，因為「復仇情感對人類而言是一種根本性的情感」（p.168）。而當「復仇權」的正當性被確立後，配合上述的國家理論，國家就勢必要代替人民行使復仇權，否則這個國家就是不正當的。
因此，森炎認為國家應該維持死刑。然而，真是如此嗎？
復仇是唯一辦法嗎？
從上面亞氏的論證來看，森炎似乎希望讀者這樣理解復仇情感：
面對復仇情感，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嘛忽略它，要嘛滿足它。
這是很直觀且吸引人的思考模式。然而，「滿足／不滿足」的二元論反而更容易蒙蔽思考，限縮整個討論方向。關於仇恨情感的處理，法哲學家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的《憤怒與寬恕》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方向：
復仇情感是存在的，但我們除了忽略它或滿足它，我們還能轉化它。
轉化復仇情感並不是直接忽略，也不是滿足，而是藉由刑罰以外的方式，來減少復仇情感對我們的影響。然而，該如何轉化？《憤怒與寬恕》與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的《不平等的審判》共同指向了類似的方法：
換位思考、思考對方的處境。
《憤怒與寬恕》同樣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認為思考對方的經歷，有助於發現自身報復情緒的謬誤。憤怒的傾向並不完全是生物性演化的結果，而是可以靠文化改變的。當一個社群鼓勵復仇時，自然就會比願意反省、冷靜、轉化情緒的社群更容易滋生復仇情感。這表示，死刑一邊滿足復仇需求，也一邊增長了復仇需求。
《不平等的審判》則是藉由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當人們真誠地相信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有限時——例如，讓他們出席一場介紹自由意志的神經科學課程——人們想要懲罰、報復對方的慾望就會減低。
關鍵的是，「轉化復仇情感」比「滿足復仇情感」更可取，納思邦認為：「滿足復仇情感」在被國家體制正當化，通常是基於一種「種族主義」。這種思想的主流化會加強對受刑人的偏見、歧視與污名，且再次加強了種族主義，而這會導致三個我們不願意接受的結果：
- 復仇情感會越來越容易出現，而不會因為暫時的抑制而被解決；
- 犯罪者會因為被排擠，而開始認同犯罪族群的次文化，加固了原有的犯罪模式；
- 人們越來越不可能採取有效的監獄政策，因為有效的政策通常都與復仇措施互斥。
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森炎想要採取「忽略／滿足」的二元論來談復仇情感，就必須先說明我們為何應該排除「轉化」復仇情感的選項，並遭致上述三個後果。而且，這裡的排除不是單靠「復仇情感是人類的根本情感」就能支持的。就像當我們愛上他人時，愛是根本且真摯的，但這不會使我們只剩下「被對方忽略」或「被對方滿足」兩個選項，「轉化」仍是一項嚴肅且可行的選擇。
如果復仇權成立
1.如果復仇權成立，也不一定要支持死刑
即使我們同意森炎的復仇原理是對的，同時認為納思邦的「轉化」向度是錯的，這仍然無法證成「死刑」的存在。因為「國家應該幫人民復仇」跟「國家應該施行死刑」是兩回事。終究，復仇原理並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復仇的手段要是「死刑」。
我們還是可以問森炎，如果是無期徒刑、鞭刑、電刑、火刑呢？要怎麼知道死刑比這些刑罰更適合保障「復仇權」？在《死刑肯定論》裡，似乎沒有直接證立這點的論據。
2.如果復仇權成立，那支配權能不能成立？
森炎認為復仇情感是人類根本情感，因此國家收復人民動用私刑的權利時，應該代理人民復仇。我們也可以照樣造句：由於奴役他人的支配慾望是人類根本情感，因此國家收復人民建立奴隸關係的權利，應該要安排一套讓人民彼此奴役的機制，適當的展現支配情感。
然而，這個結果恐怕是荒謬的，至少森炎應該不願意承認人們應享有支配與奴役的權利。
3.如果復仇權成立，那還能期待公平的審判嗎？
司法心理學家班福拉多在《不平等的審判》提到：
如果我們認為在實務上可以（為了報復）捨棄本質上公平的處罰，那麼我們想要施以處罰的慾望，就會受到不相關因素影響。（p.230，括弧文字為筆者所加）
他整理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往往可以忽略明顯的不公平，只為了滿足復仇心理。復仇的對象即便不是傷害我們的人，只要他跟傷害我們的人擁有同樣的特徵，例如同樣的膚色、立場、國籍，我們仍然對這個無辜的人有復仇慾望。甚至只是動物，人類也曾對牠們進行審判，只為了復仇。
班福拉多認為，如果要讓司法制度更加公平，就應當設立一種機制，明確抑制人的直覺，而不是將復仇情感正當化。因為復仇被正當化、主流化的結果，只會讓復仇成為越來越盛行的活動，人們不會去提醒自己要公正，只會想著自己的復仇情感被滿足了沒。
然而，人的情感從來都不是公正的，當媒體將被害人描述為「品學兼優的孝子」而不是「富二代」時，人們就可能會更想對加害人進行報復，即便品學兼優的孝子就是那個富二代。媒體播報兇殺案件時，為了民眾的眼球，當然會選擇最容易引起眾怒的描述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若人們不是盡力讓復仇情感不影響司法的公正，反而是讓復仇情感以正當合法的姿態進入司法制度，我們或許能期待司法是符合民意的，但永遠不能期待司法是公平的。
復仇心態值得反省
本文沒有針對死刑存廢給出決定性的結論，也沒有對《死刑肯定論》的所有論述進行分析。上述只介紹了其中的復仇原理，並說明這套理論不能作為支持死刑制度的理由。或至少，本文要求森炎應提出更多的論述，來補充復仇原理的不足。
誠然，復仇情感是我們生命中難以迴避的課題。本文反對復仇情感作為死刑的理由，並不是在反對復仇情感的存在，也不是在要求任何受害者，去原諒加害者。而是在提醒，認真對待復仇情感的方式並不僅限於刑罰，同時更不僅限於死刑。
如果我們輕易地將滿足復仇情感視為法律的任務之一，不僅可能破壞了法律體系的公正，也可能忽視了其他面對復仇情感的有效方式。
參考書目
- 森炎，《死刑肯定論》，新北：光現出版。
- 納思邦，《憤怒與寬恕》，臺北：商周出版。
- 亞當・班服拉多，《不平等的審判》，臺北：臉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