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劭楷／政府能否禁止仇恨言論與假訊息？言論干預的再商榷
先前《沃草烙哲學》專欄刊出了〈「二二八屠殺未曾發生」？假訊息與仇恨言論該受保障嗎？〉一文，作者劉維人主張，給定特定環境和討論方式，仇恨言論、言論操弄和假訊息可能會造成傷害，因此有些時候干預言論是正當的。我將對該文提出一些商榷，希望能引起更多討論，深化審議及論證的公共領域。
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我將指出〈「二二八屠殺未曾發生」？假訊息與仇恨言論該受保障嗎？〉（下稱劉文）當中我贊同的論點，並稍微商榷；其次，我會以「傷害」為主軸，指出劉文中從傷害到干預的相關論證忽視了「誰得以決定」的權力問題，而這是彌爾（J. S. Mill）等論者所重視的反對介入的理由；最後，由於劉文提及筆者先前所寫的，關於法政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對仇恨性言論的反干預論證，故筆者欲對此再加以釐清。
是的，有些理由支持干預
首先，劉文中所提出的干預言論的四個理由為：
- 言論市場本身即是干預的結果
- 自由放任市場加劇機會不平等
- 金權與監控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 放任人們言論互相影響會造成負面影響
給定現況，這些理由某程度上皆正確，例如「不干預本身也是一種對政策的形塑」、「每個人在言論市場內的選擇能力與判斷力並不相同」、「有權勢的人可能影響言論市場」等等，由於劉文在此處僅將干預定義成「限制或改變自由市場的行動」，故這些描述自然可以證成某些對言論市場的干預，以矯正這些現狀。如2可能證成介入市場，提供更多的發聲管道；3可能證成對某些言論的要求（如金額限制、揭露來源）。
在此，我欲指出的是，這些理由雖然都是正確的，但所指向的「干預」皆不同，所證成的正當性自然也就大相徑庭。例如：市場本身即是干預結果、市場加劇機會不平等、金權與監控資本主義等理由，並不能證成對特定言論的禁止。
而劉文中，之所以支持干預仇恨性言論、假訊息等言論，是基於言論可能造成某些傷害，而其所指的干預，似乎除了道德譴責和操弄市場之外，也不排除以政府限制、禁止特定言論的手段進行。而本文不擬窮盡所有「干預」，而聚焦在最嚴格的「禁止」、「限制」手段。
是的，言論可能造成傷害
劉文指出，否認大屠殺、詐欺性的投資言論、疫情或疫苗的假訊息，皆可能造成「傷害」，例如「錯誤醫療資訊會讓人錯過就醫時機，仇恨言論則會影響人們的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讓不同群體進入平行世界，難以彼此理解與尊重」等等。筆者於此部分贊同的是，言論的確可能造成傷害，並證成干預（請再次參拙著碩論中對假訊息傷害的討論）。
但值得商榷的是，要討論言論所造成的傷害問題，應分為兩階段，首先，必須清楚定義「言論類型」，其次才是證成言論造成的「傷害」。如劉文認定仇恨性言論會影響人們的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並未先清楚定義何謂仇恨性言論，直接討論造成結果的主張，可能會使仇恨性言論的範圍大幅擴張：畢竟我們所發表的大部分言論皆會影響社群認同和政治判斷（如轉發政治文，支持統一或獨立等言論）。言論的類型定義越擴張，造成的「傷害」便可能更寬泛，影響後續干預的正當性。此處不可不慎。
不過，讓認知有限的政府限制言論會很危險
在我看來，彌爾論者反對干預的重要理由，並未在劉文中得到足夠的篇幅：由國家來決定何種言論需要被干預、定義何種言論為造成傷害的言論，皆可能造成政府過度擴權，使得人民發表言論的自由受到過度的限制。
劉文對彌爾的批評可分為兩項，一是認為，為了保留人們犯錯的權利，而放任眼前可預見的錯誤，在道德上是不負責任的；二是認為彌爾的論證不一定會允許人們用言論彼此實質傷害、用言論分裂族群與國家。
從劉文中可看出，其認為彌爾之所以要保護言論，是因為人類容易集體犯錯，不僅犯過很多次道德錯誤（例如各種歧視），故言論自由是種預防，並從中開展第一項放任眼前道德錯誤的批評。
但當代的彌爾論者會如此回應：之所以要保護言論自由，並不是基於此類「結果式的」論證，而是基於認識論式的論證。此論證如下：因為人的認知是有限的，並不可能擁有完整的知識（亦即，沒有人是永遠正確的），那麼就沒有人有權能夠主張，全體人類的意見應該與他一致，進而壓制那類意見1。而由集體人類所構成的「政府」，也會同時受限於這樣的有限性。
此時，若我們允許政府以「不可放任眼前可預見的道德錯誤」而噤聲言論，重點並不是可能審查了真理，讓真理無法突出，而是可能使得政府擴權，恣意、選擇性地審查人民的言論，長遠下來，即造成言論自由系統性的崩壞。
如劉文中提到的分裂族群與國家，在歷史上即曾為統治者壓制異見的理由，故不應輕易允許政府來決定何為「道德錯誤」，但劉文的第二個論證在某程度上仍是有效的，即言論自由不應允許實質造成傷害，不過，此部分仍應釐清、清楚地定義「傷害」，縮小政府擴權的可能。以仇恨性言論為例，近年有主張仇恨性言論的確會對閱聽者造成心理傷害，而並非只是「影響情緒」。而紐約大學教授沃爾準（Jeremy Waldron）更認為，仇恨性言論除了會傷害弱勢族群的尊嚴（dignity），更會危害民主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共善」（public good）2。
而在劉文中，認為仇恨性言論產生的影響是：相信仇恨性言論的人完全不信任相反立場，甚至直接不信任其他族群，亦可能會反對道德上正當、有利於其他族群的政策，甚至會支持直接傷害其他族群的政策、撕裂社會，亦可能集體做出道德上嚴重錯誤的行為等等。
筆者並不否認這些現象，但值得商榷的是，若授與政府「判斷何種言論為道德錯誤」的權力，反而更可能使得政府成為「操弄言論」的源頭，政府以道德之名壓制異見，如歷史上以「反共復國」為名，認為異議言論皆不符國族道德的主張。由此可見，劉文所提及的干預的理由，相較於前述仇恨性言論造成尊嚴傷害、心理傷害的論證而言，某程度上，反而是保障我們所厭惡思想的自由之理由。
再探德沃金與仇恨性言論
最後，筆者試圖釐清德沃金反對干預仇恨性言論的立場3。
劉文主張：
- 德沃金反對干預仇恨性言論的理由，並非在保障言論本身，而是保障「發表言論的方式參與討論、讓他人了解自己的狀況理由與感受、以及接近真理、尋求共識的討論過程」
- 該理由會「保障那些願意彼此理解跟彼此尊重的人，而非用言論壓制別人表達意見，或者操弄他人的人」。但由於有些言論影響受眾所處的環境，以及討論的過程及方式（如嚴重不尊重他人、不平等對待其他討論者），導致「各方陷入激情，難以彼此同理，甚至因為失去信任而開始曲解彼此的意見」。
- 因此，「只是『應該讓每個人都能發聲』、『應該讓每種意見都能討論』既不能推導出『應該讓每種意見在每種狀態下都擁有相同的擴散能力』，也不能推導出『應該以相同的效力去保障同一類意見的每一種討論方式』。」
首先，德沃金認為每個人應當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才進而主張，透過保障所有人發表言論的權利，以賦予集體生活政治正當性。德沃金正是認為，若允許政府以「人民容易被操弄，故應該限制某些言論的傳播」，是不尊重人民接收、傳達訊息，以決定自己相信什麼、過什麼生活的道德主體性。故德沃金並不是如劉文主張的，是在保障願意彼此理解與彼此尊重之人或討論、接近真理的過程，而是保障「每個人都能發表意見」——也就是言論本身——即便他們不一定願意彼此理解或尊重。
由此可見，某程度上我們也應該確保每種意見都有相同的擴散能力：若允許人基於某種言論有問題（不尊重他人、危害國家社會等）而運用權力大量隱去某些異見，實質上此種聲音也未能自由的發表、發生說服的效果，亦是對道德主體的不尊重
舉例而言：不論是國際上或國內，在某些議題上大量出現的網軍內容，從「認定人民是足以接收訊息、審慎思辨的」角度，亦可能支持允許此類內容流傳，並相信人民能自行慎思此類內容，而不對其禁止。但同前，此時也可以考量此類刻意製造並散布（甚至無法溯源）的內容，是否對公共領域、特定領域帶來傷害。此外，不得禁止，亦不代表不能干預其傳布。
其次，劉文似乎主張，即便我們允許每個人都能發聲，亦不代表「應該以相同的效力去保障同一類意見的每一種討論方式」，並主張：「妨礙釐清真相、不尊重他人、讓人更難理解其他發言者的討論方式，是需要阻止，甚至需要禁止的。」
但這樣的主張，焦點似乎從針對仇恨性言論的「內容」，轉移到針對仇恨性言論「發表的方式」，即仇恨性言論並不是因其對受眾造成的傷害而證成干預，而是因為其「影響討論品質與意願」4。而劉文討論假訊息的部分，亦主張不是依訊息內容真假來分辨，而是視該言論是否傷害討論過程而定。
我認為這裡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這樣的論證，與一般言論自由對仇恨性言論的討論不同：發表仇恨性言論是否會讓各方陷入激情，難以彼此同理，甚至因為失去信任而開始曲解彼此的意見？還是其實大多是針對少數族群的羞辱和攻擊？筆者並不否認前者是當代網路興起的現象，但這是否更多是基於傳播媒介（即網際網路）的改變，而不是特定言論的內容？也就是說，劉文似乎並不是主張仇恨性言論或假訊息應當受到干預，而是「影響討論品質與意願」的言論應當受到干預（更典型的像是網軍）。
第二，劉文中提及，許多公共討論版的「版規」也是根據是否妨礙釐清真相、不尊重他人、讓人無法理解其他發言者的討論方式的準則來制定發表言論的準則。但筆者在此欲指出的是，一般公共論壇所設定的版規，與政府決定哪些言論符合前述標準而予以噤聲，兩者的權力效應完全不同。而這也能在此連結到前述彌爾論者、德沃金論者的主張：筆者很難想像，若授予政府判斷「一個人在發表言論時是否真心想與他人討論」的權力，政府會如何對待異見者？
即政府有限的認知性，除了使得其無法清楚分別外，更可能造成其對異見的壓制（如果少數族群本來在意見市場上即傾向被大眾忽視，又怎能期待其溫良恭儉讓，總是來理性說服他人？），此外，這樣的權限也將人民預設為「無法理性自辯」、無法判斷「何為惡意影響討論」的言論，進而以公權力認定人民無法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而由公權力來為其負責）。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提出的反對理由是針對政府「禁止」、「限制」人民言論等傳統言論自由情形，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是否能允許政府採取較輕微的介入手段？我們可以稱這些手段為「干預」言論的手段，但由於這篇文章僅聚焦在最嚴格的限制、禁止，故這些「干預」手段，並不是本文所能全部涵蓋，而值得繼續思考。
另一方面，本文所討論的，其實是人民與政府間的「雙方關係」。但在網路時代，已有學者指出，言論自由問題除了傳統雙方關係外，更棘手的是三方關係：除使用者、政府外，還有掌握傳播權力的網路企業平台5。
也就是說，要討論網路時代的言論自由，除了可以深究私人網路企業對使用者言論可能進行的「介入」（含禁止或較輕的干預）外，也可以探究政府透過要求網路企業介入平台言論、進而間接限制／干預網路使用者言論的情形，這些都不是本文所欲討論，但也是值得更進一步延伸的議題。
-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學者有認為，彌爾所謂的對錯，並不是指客觀的事實，而是指宗教、政治上的信念。可參拙著〈失靈的意見市場：假消息、言論自由與真理理論〉。
- Jeremy Waldron, Harm in Hate Speech (2012), 4-6.
- 但此並不意味筆者完全贊同德沃金的立場，而是正在發展中。
- 我們可以設一例：真心相信A族群為次等民族所發表的仇恨性言論，與因為先前的教育、成長背景而無知，發表A民族為此等民族的仇恨性言論。對劉文來說，重點並不是兩者的言論皆對A族群造成傷害，而是兩者表達方式的不同。
- Jack M Balkin, Free Speech is a Triangle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