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要看能力還是權利？思考18歲公民權的兩種方式
兩種思考投票權的方式：效益取徑 vs. 權利取徑
修憲複決公投在即，18歲投票權引發不少正反論戰。一些反方認為18歲的人可能缺乏足夠的思辨能力、無法抵抗他人惡意的煽動，也沒有辦法好好過濾資訊；支持者可能會反駁，如今網路越來越發達，18歲的年輕人閱聽能力也在增進；再說，如果18歲真的欠缺了什麼，那20歲大概也好不到哪去。
不論站在哪一方，我們都大致能看出，上述論辯思路主要圍繞在18歲年輕人的「能力」上——如果18歲的人能力足夠，就可以投票。如果能力不足，那很抱歉，投票權門檻還是必須維持在20歲。
我們暫時稱這一思路為「效益取徑」。之所以是「效益」，是因為人們考量18歲年輕人的能力時，其實是在考量他們擁有投票權後所產生的利弊——如果能力足夠，那他們就能投出有品質的選票，進而對社會有利；相反地，則會形成弊端。
效益取徑十分直觀。在政治投票這一事務上，能力也確實很重要。畢竟我們都不希望在決定國家未來的時刻，有太多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的投票者參與其中。
不過，把焦點放在「能力」，很可能會忽略另一個重要的思路：如果你有權利做某事，那就算你能力不足、會把事情搞砸，別人也不該干涉你。我們暫時稱這條思路為「權利取徑」：
- 權利取徑認為，我們首先要區分法律權利與政治道德權利。前者是實際上由法律體制保障的權利；後者則是應然上的權利，它不見得被法律保障，但可以作為法律權利的哲學基礎。
- 不論是法律還是政治道德權利，權利通常意味著一定程度的選擇空間。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權利做某事，那你就可以選擇行使或不行使某個行為。
- 在這個選擇空間裡，沒有任何一個選擇是「標準答案」或「最好的答案」；或是，就算有標準答案，國家也不應該強迫人民選擇標準答案。
- 如果一項法律權利背後有政治道德權利作為基礎，那麼在考慮該法律權利是否成立時，不能僅衡量它成立時的利弊，還必須考慮到它背後政治道德權利的價值。
- 依據第四點，在討論是否賦予18歲年輕人投票的法律權利前，我們有必要先確認他們是否具有「投票」的政治道德權利。如此才不會錯誤地低估投票權的價值。
這套思路其實遍佈我們日常生活中。舉例來說，當你有權購買東西時，你可以選擇要買什麼、不買什麼。就算買某隻公仔模型會讓你荷包失血、後悔、或是讓貨幣貶值，國家也不能阻止你買。或是，即使一個人找對象總是找到渣男渣女，甚至他下一代也受到波及，我們也仍然會尊重他選擇配偶的自由。
在公共領域也是如此。在民主社會裡，就算一個人公然支持獨裁政府、宣傳獨裁思想，我們也不會剝奪他的投票權跟言論自由。因為如果他有權這麼做，那不論好不好，對不對，他就是有權這麼做。
同樣地，如果18歲年輕人有投票的政治道德權利，那麼除非有非常強的理由，否則不論他們投票的能力如何，我們都不應該輕易加以限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投票權爭議的首要問題恐怕不是效益取徑關注的「18歲有投票權是好事嗎？」，而是權利取徑關注的「18歲有投票的政治道德權利嗎？」。我們必須先確認它是不是一項權利，才能恰當地評估它的效益。
質疑：權利是哪來的？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也許權利取徑是對的，也就是說，如果投票權是一項權利，那麼我們就應該盡量保障它不受限制。但是，既然我們還沒釐清投票權到底是不是一項權利，那就表示我們仍然要先討論效益問題。原因很簡單：要確認18歲年輕人有沒有這項權利，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到效益取徑，用能力來證成權利。
這個思路也很直觀。畢竟權利取徑只說「若XX是政治道德權利，那XX就不能輕易以『弊大於利』的效益理由來限制」，而沒有說明「XX如何是一項政治道德權利」。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必然要訴諸效益才能回答後者。依照某些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我們不需要事先評估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的利弊，才能確認這些自由是一項權利。對他們來說，人身、言論自由之所以是權利，不是因為他們為社會帶來什麼效益，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們為個人帶來什麼效益，而是因為它們本來就存在。
因此，從權利取徑的角度看，我們也許應該先找到一套證成權利的方式（比如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德沃金的道德責任主體，或其他），然後再從那套方式來確定，投票權是否也是一種政治道德權利。
質疑：如果十八歲可以投，那八歲呢？
另一個來自效益取徑的質疑是，權利取徑無法適當界定出擁有投票權的年齡。因為如果不考慮能力問題，而直接將投票視為一種權利，我們就很難去說明若18歲的人擁有該權利，為什麼17歲沒有。
這問題確實很困難，不過，權利取徑可以這樣回答：
- 效益取徑也會遇到同樣的難題。他們很難說明為什麼20歲擁有某些能力，而18歲剛好沒有。甚至如果重點是能力的話，他們反而不應該關注年齡，而應該設立一場投票資格考試。
- 權利取徑雖然聚焦於「權利」而不是「效益」，但這僅僅是主張：我們不能從一開始就只用效益來思考，應該先確認投票是不是一項政治道德權利，再考慮其他效益。如此才不會錯誤地低估了權利的價值，否則，我們很可能會得到「小明講話會讓大家不開心，所以我們可以限制小明的言論自由」這類違反道德直覺的宣稱。因此，權利取徑跟效益取徑的差別，其實並不在於前者不考慮效益，而是在後者不考慮權利。對於權利取徑來說，「確認投票權是否為一項權利」只是準備工作，接下來仍然會在這一基礎上，評估18歲擁有投票權之後的利弊。這時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效益、技術性的理由，來畫出年齡界限。比如，考量到《刑法》是以18歲為完全責任能力人、《民法》也改以18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的情況下，公民權改為18歲似乎比較合乎情理。
總的來說，能力仍然是考慮18歲投票權的重要面向，我們終歸繞不開這個話題。可是，本文認為在討論那些利弊得失之前，最好先確認投票權是否具有政治道德權利的性質。畢竟如果投票權只是個「若對社會有利才賦予投票權；若對社會無利就沒收投票權」的效益機制，那恐怕問題不只是年齡而已。到最後也許只有最菁英、最有格調的知識分子才能參與政治（可參考「反民主」相關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