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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回復語言權力的不對等,落入「母語在家學」的陷阱中

國民黨2020總統參選人韓國瑜的夫人李佳芬,日前說出「母語在家學」、「學校學母語...
國民黨2020總統參選人韓國瑜的夫人李佳芬,日前說出「母語在家學」、「學校學母語浪費資源」等言論,引發各界議論。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李佳芬提出的「母語在家學」引發了社會議論,當教育部明明白白使用的詞是「本土語言」時,透過「母語」這個詞,似乎達到了一些議題設定的效果,成功讓教育部的本土語言教育看起來像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政策。比如「我媽媽就是說『國語』,我的母語不就是『國語』嗎」諸如此類的疑問,開始蔓延開來。

所以,「母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真的是阿母說的話

首先,我們要知道,「母語」這個詞徹頭徹尾是個舶來品。在歐洲語言,最早能夠發現的資料中,「母語」這個詞首次出現於中世紀的聖特拉斯堡(Strasbourg)。

聖特拉斯堡坐落在今天的法國與德國邊界,這個地區是拉丁語系與日耳曼語系(德語)勢力碰撞的交界點。歐洲的歷史是綁著基督宗教的,拉丁語長久以來扮演著「神聖語言」的角色,早期的《聖經》只能以拉丁語寫成,沒受教育的人是讀不懂的。

由於過去只有男人才能受教育,男性在學校學習拉丁語,得以使用神的語言,而女人則繼續說著「方言」(所有不是拉丁語的語言),因此才區分出「父親的語言」與「母親的語言」。因為有受教育,男性當時被認為是具有資格與能力教養孩子的一方,未受教育的女性則被視為缺乏這樣的能力。

換言之,「母語」一詞從歷史舞台現身時,並不具正面意涵。

上帝開始跟阿母講一樣的話

14世紀宗教改革,英格蘭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公開跟羅馬教廷槓上,認為教廷規定守舊、不合時宜,他繼而將《聖經》從拉丁文版本(父親的語言),翻譯成了「母親的語言」(英語),這讓「神的語言」出現了超過一種可能。

16世紀,隨著馬丁路德也將《聖經》以高地德語翻譯,北歐各地也接續出現了各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丹麥語、瑞典語和冰島語——這些原本不入流的「母語」,忽然都變成了「神的語言」。學校教育仍然使用拉丁語,使得父親的語言在各個地區都是拉丁語,母親的語言卻是各地不同。

成為《聖經》使用的語言後,大幅影響了各地語言原本的生態,比如英格蘭文《聖經》北傳進入蘇格蘭,動搖蘇格蘭語的社會地位,蘇格蘭語成為方言,以及高地德語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所有德語使用者的標準語。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後,一般民眾也要受教育、也要識字變成重要的風潮,以「母語」完成的文學作品開始在英國、德國出現,莎士比亞是其中之一,越來越多人能以各地的「母語」識字,儘管相互不認識,但是讀著同一種「母語」的人,形成了一種共同體。進而隨著當代國家的雛型大體形成,各地不同的「母語」也就成為建構國家差異的一個重要元素1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將「母語」當成義務教育的科目,而他們對母語的定義是一個人所屬種...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將「母語」當成義務教育的科目,而他們對母語的定義是一個人所屬種族的那個語言,也就是民族的語言。 圖/路透社

歐洲之外的「母語」

「母語」一詞的發展是與歐洲和基督宗教,乃至於近代的民族國家一起生成,這個概念放到了歐洲之外,就開始出現問題。

印度是其中之一。印度目前光是具有官方地位的語言就有多達22種。在英國殖民時期,當英國的語言學家想要將歐洲人的「母語」的概念移植到印度,事情可麻煩了。

188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母語」的定義是「你從嬰兒籃開始就會講的語言」;1891年,「母語」變成了「雙親的語言」;1901年,「母語」索性又變成了「你在家裡通常使用的語言」,並且還可以多選,一個人可以擁有超過一種母語;1921年,「母語」直接變成「你通常使用的語言」,不再限制在家裡。

1961年,印度已經獨立了,印度人對自己人做人口普查,怎麼定義「母語」?——「母語是一個人童年時期,媽媽講的語言。如果媽媽在小孩襁褓時期就過世了,那麼請填寫小孩在童年時期在家中最常使用的語言。」

問題顯然很清楚了。一旦「母語」離開了歐洲的基督宗教脈絡,當缺少了那一個與神聖性、保守教廷連結的拉丁語,將「母語」與母親連結在一起顯得毫無必要,因為小孩最流利使用的語言,不必然會是媽媽使用的語言,可能是爸爸使用的語言,甚至一起玩長大的鄰居小孩使用的語言。

那麼,在印度,母語可能指涉你所屬民族所使用的語言嗎?印度的族群認同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簡單來說,相較於語言,宗教、種姓、地域等等都是相當具有主導性的族群劃分,若要單純的用相同的語言去劃分印度人的認同,絕對不是一件行得通的事情。

再看看離我們近一點的另外一個例子:新加坡。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明明白白的把「母語」(mother tongue)當成一個義務教育的科目,而一個人的母語是由官方指定的——母語是政府認定的你的種族所使用的語言——一個人的母語不是媽媽在他小時候說的語言,而是構成他所屬種族的那個語言。換言之,新加坡直接截用了歐洲最後對於「母語」的定義:民族的語言。

新加坡官方認定的種族有3個: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每個種族有官方指定的「母語」,印度人可能有數種母語可以選擇,而新加坡所謂的「雙語教育」就是英語和母語。

換言之,就算一個人從小到大都說英語,家裡的人也通通說英語,他的母語就是不可以是英語,因為母語是關於族群認同,在新加坡沒有一個人的「種族」語言可以是英語,因為英語是大家的、是這個國家互相溝通預設使用的語言,他不屬於任何人。

1988年,客家人組織「還我母語運動」,抗議客家語在廣電媒體中不受重視。 圖/聯...
1988年,客家人組織「還我母語運動」,抗議客家語在廣電媒體中不受重視。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母語」在臺灣?

講到這裡,我們已經知道構成「母語」這個概念的兩大邏輯:其一,「母語」是相對於一個佔有主導地位的強勢語言而來;其二,「母語」連結到族群認同。如果今天一整個國家的人都講韓語,那麼沒有道理有一個韓國人需要在韓國跟人說「我的母語是韓語」。但過去在日本殖民下,韓語作為「母語」就有了意義,或者如果韓國人到了美國,英語佔有強勢主導地位,「我的母語是韓語」也有了立足點。

當臺灣因為「國語政策」,華語(國語)成為公領域唯一使用的語言,甚至變成「受過教育」的象徵,「我的母語是國語」這句話,也就變得相當詭異。

特別是當「母語」這個詞,在臺灣同時混淆了mother tongue和native language兩個概念時,得以操弄的模糊空間就出來了。native language儘管也翻成「母語」(我建議應該改稱為「第一語言」),但單純指的是一個人從小就會講,講得非常流利的語言。然而,在大部分的公共議題裡,「母語」指的絕大多數是mother tongue。

1988年客家人組織的「還我母語運動」說明了這一點,很清楚地,母語指的是客家族群的語言,並且是在區隔出強勢主導語言「國語」的情形下,特別將「客語」標示出來,絕對不是指從小就會講的語言,如果從小就會講的流利語言,何需要人「還」?

母語當然也不是媽媽說的話,現在媽媽受的教育不會比爸爸少,也不是只有爸爸才能讀「國語」。只是在新移民家庭,母語碰巧是媽媽說的話,因為新移民的語言同時在臺灣是少數語言,也是新移民媽媽與新移民子女獨特身分認同的構成部分。

「母語在家學」是假議題

所以,從頭到尾,「母語」都跟在家講什麼話沒有關係,「母語」跟語言間權力的不對等有關,「母語」跟族群的認同有關,而在臺灣這兩者都有適用性。(當然,你不一定需要認同任何一個族群,所以你也不一定需要認同任何本土語言為你的「母語」,這就是為什麼教育部不稱「母語教育」,而是「本土語言教育」,也不像新加坡那樣不讓學生自己選擇語言來學。)

談論「回復母語」時,我們在談的是語言間的權力不對等,在臺灣,也就是除了通用語、強勢語、實際官方語「華語」之外的語言,當我們談論扳回權力不對等所導致的錯誤時,我們絕對不是在談論「母語回家跟你媽學」,我們談論的是在公領域重新回復語言間原本的平等關係。在這個講求實用主義的國家,讓下一代能夠在學校學到「母語」課,覺得母語還有一點用,是讓這些語言還有一點尊嚴的最低要求。

而學校的母語教學究竟有沒有效果,那是另外一個話題;要怎麼讓學校體制內的母語課發揮實效,也是另外一件事;實際操作起來,有沒有因為資源有限所以學校只能開出台語課的第一線狀況,那又是完全另外一個需要討論如何處理的議題。然而,當這些話題通通都被輿論混在一起大亂鬥,討論的就不只是母語的事了,對於長久以來被欺壓的這些語言及其社群,實在是不需要讓他們去肩負整個中華民國教育制度的毛病。

談論「回復母語」時,我們在談的是語言間的權力不對等,是在公領域重新回復語言間原本...
談論「回復母語」時,我們在談的是語言間的權力不對等,是在公領域重新回復語言間原本的平等關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若有興趣了解詳細的演變歷史,請參考Haugen, Einar. 1991. The “mother tongue”. In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ulture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Joshua A. Fishman’s sixty-fifth birthday, pp.75-8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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