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馥嘉／《撕裂異弒界》：被噤聲的女性視角，對男性霸權的反抗

特約作者 22 Sep, 2021

（※ 文：莊馥嘉，“Ich würde seelisch Astronautin werden.” 「我想精神上地成為太空人。」）

當我們隨著《撕裂異弒界》（Censor, 2021）中電影審查員伊妮的視角，從伊妮在地下道追尋一頭紅色頭髮、疑似是兒時失蹤妹妹妮娜的女人身影，不時在午夜夢迴之際看見妹妹在茫霧瀰漫的森林裡、和自己玩著當時「召喚影子」遊戲；到認定電影導演弗雷德里克．諾斯的御用女演員愛麗絲．李即是失蹤十餘年的妮娜，而諾斯的製片人道格的一句話「《不要去教堂》是愛麗絲的最後一部電影」，更讓伊妮深信諾斯「綁架」了妹妹。

直到伊妮最終在片場發狂地砍殺了飾演獸人的演員查爾斯前，前述伊妮所經歷的一切，不外乎都可以被我們歸類在創傷事件發生後的症狀裡：從伊妮的記憶片段和《不要去教堂》的內容推測，當年伊妮和妮娜在森林裡玩耍時，妮娜似乎進入了一棟木屋中、並且從此消失，也可能是妮娜遭到不知名的人士綁架到木屋內。

然而，不論當年情況為何，伊妮對於妮娜的消失始終抱著嚴重的愧疚感，而失去妮娜的這幾十年內，時常不請自來的、妮娜失蹤前與伊妮的遊戲時刻，以及伊妮不斷在日常生活裡重複著「尋找妮娜」，也印證了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說的創傷固著（fixations to traumas），患者不斷重複創傷當下的情境，彷彿尚有未處理好的緊急工作（Freud, 2018: 315）。

不過，以上我們特別將創傷事件徘徊的片段劃分在「伊妮砍死查爾斯前」；也就是說，在伊妮揮起斧頭前，她所看到的一切，仍然可以合理地被歸類在創傷所造成的後遺症裡。但是隨著伊妮看見查爾斯抓著愛麗絲的頭髮、將愛麗絲拖到自己面前，而此處的愛麗絲已經是伊妮所深信的「被諾斯綁架的妹妹妮娜」，伊妮的視界與真實的世界混為一體，伊妮再也無法分辨眼前的女子究竟是妮娜、演員愛麗絲，或是僅是自己的幻想。於此同時，伊妮進入了思覺失調的狀態。

當創傷成為偏執

查爾斯倒下後，其位在胸上的傷口浮現了一張臉，復述著查爾斯死前以獸人的身份對著伊妮的角色所說的話：「我就是恐怖本身！」然而，胸口上出現第二張人臉如此不合常理的情境，並未將伊妮帶回現實世界裡，反而激起了伊妮的憤怒。看見了導演與其他劇組人員驚恐的表情，她對著諾斯嘶吼道：「這是你的問題，這全是你的錯！」接著將諾斯的腦袋砍下。

可是，當伊妮追逐倉皇逃到森林裡的愛麗絲，不斷地解釋自己所做一切是為了保護「妮娜」時，伊妮眼前所認定的「妮娜」不但沒有表達感激之情，甚至憤恨地說道「查爾斯是我的朋友！」、「我已經有一位姊姊了，而那個姊姊不是你！」與此同時，我們才能真正確認，為何我們必須將「殺死查爾斯」作為伊妮視界改變的分水嶺。

從伊妮在地下道追隨紅髮女人的那一刻起，伊妮的視界裡——包含最後雨過天晴、伊妮帶著妮娜返回家中的片段——全是由偏執（paranoid）所組成的與引起的：伊妮之所以堅持妮娜尚未死亡，也不願相信妮娜當年進入木屋後便已經葬身該處，部份原因來自於父親對自己所施加的壓力。在閃回的畫面中，我們看見妮娜消失當天，父親責備著伊妮將妮娜拋下，自顧地逃出了森林，而多年後伊妮篤定地向父母述說愛麗絲．李是妮娜的猜想時，父親動怒地回道：「我們已經盡所能地為你做到這裡了，可是你依舊我行我素，就跟你和她溜走的那天一樣！」

「血腥狂歡」的合理化

當我們注意到父親過去至今不曾停止將焦急、憤怒與失望等感受施加到伊妮身上，也就是透過情緒轉移讓伊妮接收到「都是我的錯」的訊息，進而讓伊妮成為負起妮娜之死責任的對象後，我們便不得不將《撕裂異弒界》中所有男性的行為一併進行討論與處理。

最初伊妮和男同事在放映室裡討論該剪掉片中的哪些血腥段落時，伊妮認為挖眼睛（eye gouging）的部分過於寫實，必須將之刪除。然而，男同事竟然理所當然地說道：「少將它視為『挖眼睛』，多將它視為一種神聖的傳統的一部分吧。就像是《李爾王》（King Lear）的格羅斯特公爵（Gloucester），或是《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 1929）」；除此之外，某次電影審查局的員工一齊討論是否發行《食人族大屠殺》（Cannibal Carnage）時，僅有伊妮和在場唯一女同事安妮否決了這項決議。然礙於局內性別比例極度失衡的狀況，伊妮和安妮的反對與警告顯得微不足道且一無是處。

另一次伊妮和安妮在放映室裡觀看《極端尾聲》（Extreme Coda）中男人粗暴強姦女人的戲碼後，當伊妮以「男性機能不足的報復宣洩」（Male inadequacy revenge catharsis.）回覆安妮提出的疑問：「這些（男）導演是怎麼回事？」，我們便能察覺到《撕裂異弒界》中所存在的問題，小至電影中男人明顯違反女人意願、將之壓在桌上進行強暴，男人出於有趣／創傷／性慾等各式各樣的理由將女人的身體大卸八塊，或是實行伊妮堅持剪掉的「挖眼睛」；大至新聞上複製了與恐怖電影《癲狂》（Deranged）如出一轍的殺人手法，卻不斷宣稱自己沒有看過電影、同時將作案過程忘得一乾二淨的「失憶殺人魔」。

又或是在伊妮夜訪時企圖借酒性侵之的道格，任何牽涉到男性暴力的場景，男性皆能找到一個特定對象作為發洩的出口，並且對這個對象挑三揀四，使他們以「陽具失能」的藉口全身而退。殺人魔在吃掉了妻子的臉後，可以將責任推卸予「失憶」，而男同事以「人在壓力極大、腦部受創或是大腦無法接受事實時，會重構記憶」解釋殺人魔失憶的情況——這樣的描述，不免讓人想起佛洛伊德認爲在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中的情形：

以形成症狀來解決衝突也是最便利的方法，最符合快樂原則的要求。[…] 用精神官能症來解決衝突乃是一種最無害、最能為社會所容許的方法。（Freud, 2018: 431-2）

至於男性導演們拍出這些暴力的電影，為的是抒發對於男性失能焦慮感；而此「焦慮」（Angst），似乎是源自於「閹割焦慮」，也就是男性害怕賦予自身陽性特質（maculinity）和威權的唯一工具——也就是陽具——被切除，因此透過性暴力、虐殺以壓制女性，並展現、炫耀自己凌駕於女性之上的權力（劉毓秀，2020，頁222）。

反抗男性霸權：「這全是你的錯！」

同時間無法忽視的是，慘死於失憶殺人魔之下的是他手無寸鐵的妻子和孩子，暴力電影中被男性導演和男性演員剝削、佔便宜的是女性；或許男性針對女性而發洩的暴力行為，並非這部電影意圖抨擊的部分，然而，我們和片中人物無意間為男性行為所找的藉口，似乎都和據理力爭地想保留挖眼睛段落的行為一樣荒謬：挖眼睛並非某種病態的、殘虐人體的行為，而是種「偉大」、「神聖」的傳統，甚至是儀式，因為在許多的藝術作品中都曾有過挖眼睛的段落，從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安德烈盧布列夫》（Andrei Rublev, 1966）、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安達魯之犬》、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李爾王》，乃至於古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都繼承了這樣的「儀式」。

一旦當我們認同了男同事的說法，將挖眼睛行為如此的血腥狂歡——就如法國的帕平姊妹（Christine and Léa Papin）殺害女僱主與其女兒的行為被精神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稱為「血腥狂歡」（orgy of blood, Lacan, 1933）——視為視覺藝術傳統的一部分，我們等同於漠視了此傳統所出現的脈絡，且無疑是為一種簡化問題的方式。

於此，我們不得不對應到失憶殺人魔遭到逮捕時，報紙上聳動的標題：「電影審查的錯？」日日堵在公司門口、試圖採訪伊妮對於成為「劊子手」的想法為何，以及不斷打威脅和辱罵電話騷擾伊妮的無名大眾，很顯然地，對於失憶殺人魔的事件，民眾僅針對「不夠嚴格的電影審查」和「通過《癲狂》的伊妮及男同事」進行圍剿，絲毫不探究其他可能造成殺人魔的原因；而來到男同事身上，男同事同樣輕而易舉地將殺人魔的遺忘歸咎到創傷遭遇、大腦的防衛機制。

就此兩面向而言，大眾將這些多半由男性所造成的社會事件歸咎於電影審查員，而電影審查員，特別是「男性」，又將之推卸給其他原因。自始至終，身為少數的女性審查員，如伊妮和安妮，只能成為在團體決議中沈默、不存在的部分，或是被製片人「物色」成為恐怖片的女主角。

基於佛洛伊德所宣稱的存在於原始人類男性中的伊底帕斯情結、閹割情結和由前二者所衍生出的焦慮，男性以腥羶色作為創作的題材與靈感，同樣可以如「挖眼傳統」被合理化為一種偉大的傳統，一種「認同」男性「因為某些原因」，而被社會、甚至是女性的精神分析學家，尤其是繼承佛洛伊德說法的精神分析學者，默許男性透過一些極端的行為進行「發洩」與「報復」的傳統。

雖然我們在開頭將以「殺死查爾斯」作為區分此前伊妮深受創傷鬼影（trauma spectre）糾纏，以及此後現實與幻想融為一體的兩種視界；但是綜觀下來，殺死查爾斯並不足以成為改變伊妮視界的唯一原因。

如同我們先是提起了伊妮父親對於妮娜失蹤的責怪，同時引入了片中男性的行為，伊妮在整部片中的視界都是由男性所造成的，她的創傷、憤恨、恐懼與焦慮，皆來自於男性對於他們本身該承擔的責任的推卸，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於其陽性觀點而為男性所帶來的社會好處：一切都是身為女性的伊妮「我」的錯。於是，當伊妮對諾斯大吼「這全是你的錯！」，似乎正是我們期待已久的、女性對於男性敘事霸權的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