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念萱／不必勇敢，就是不放棄——女性影展如何聚焦當代新聞工作？

特約作者 18 Oct, 2021

（※ 文：方念萱，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數位女力聯盟成員。）

本月才揭曉的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兩位新聞工作者，菲律賓裔美籍記者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以及俄羅斯「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瑪麗亞瑞薩不僅是本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也是本屆諾貝爾獎唯一的女性得主。

美國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隨即刊出由Julie Posetti執筆所寫的評論〈Maria Ressa’s Nobel Peace Prize Is a Call to Action〉，她開宗明義指出，上一回記者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二戰前德國編輯Carl von Ossietzky，如今在一個類似85年前的世局——法西斯主義益形張狂、人民表意自由急速萎縮——的現在，和平獎頒發給兩位堅守專業而面對死亡、入獄威脅的獨立記者，凸顯的更是當前全球情勢的危殆、集權專政的普遍、以及露出真相的必要。

在此時，今年女性影展推出「聲社場所：發聲、抵抗、不再恐懼」單元，特別有意義。影展網頁上說明這單元時提到：

過去這段時間，世界各地發生許多事情，無論是新冠肺炎帶來的恐懼、獨裁政權對民主的壓迫、有權力者對他人施加的暴力展現在不同性別、族群、社會階級之間。恐懼與希望、恐懼與自由的關係，相生相剋。本單元影片從延燒全球的「#MeToo」、「#BLM」運動，一路到各地的民主自由示威浪潮，我們看見年輕世代覺醒的身影，展現絕境如何激發人們的勇氣，催生與恐懼共存的韌性。當今日的反常將成為未來的日常時，我們透過電影，看見人們純粹而堅韌的信念與抵抗。願銀幕透出的光亮，能成為迷航者的極星，漂流者的心錨。

要說信念與抵抗，女記者應該正是代表性人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有關女記者安危的報告呼應了女性影展「聲社場所」單元的介紹詞。報告指出，全球女性新聞從業者面對與日俱增的線下線上攻擊，從暴力威脅、仇恨言論辱罵、肉搜、污名化，到線下攻擊當事人、性侵、乃至謀殺，女記者因為她們從業身分與工作招致攻擊，也因為她們的性別而招來羞辱侵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今年國際婦女節當天發起了「#Journalists Too-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ists」（#記者也是：施加女性新聞記者的暴力）的運動，呼籲重視女性新聞從業者的人身安全。在一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記者中心（ICFJ）今年聯合執行的問卷調查中，73%的女記者表示曾遭受網路暴力，20%回答曾經因為線上暴力事件而遭受線下人身攻擊，而17%的女性記者表示因為網路暴力她們會自我審查，調查顯示特定地區的重要事件報導上，女性記者的聲音小於男性同儕，如果連結她們遭到的線下線上攻擊與威脅，這不難理解她們如何為難輾轉。正是如此，所以，「不再恐懼」是拍拍胸脯，每次上路時自說自話，交織在無盡的懷疑、憤怒、恐懼、起身之中。

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菲律賓裔美籍記者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左）和俄羅斯「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右）。圖／美聯社

《噤聲電台》：記錄女性新聞工作者追求真相的風險

女性影展「聲社場所」單元中，《噤聲電台》（Radio Silence）與《焰火書寫》（Writing with Fire）就是兩部有關女性新聞從業者的電影。紀錄片《噤聲電台》為出生於墨西哥的影像工作者Juliana Fanjul的作品，影片聚焦長期追查貪腐政權、地下毒品交易的著名墨西哥記者、電台主持人Carmen Aristegui，她在報導當時墨西哥總統 Enrique Peña Nieto與建商之間利益輸送的事件之後，遭廣播電台解僱，她架設自己電台，持續發聲。然而，隨著聽眾人數與日俱增，她的電台辦公室遭到惡徒暴力闖入，一名仗義執言的電台記者被人謀殺，墨西哥記者從業的危殆與風險就是如此直接明顯。

《噤聲電台》聚焦Carmen Aristegui的故事，線下線上的衝突與風險。紐約時報2020年12月底的一篇標題為「2020年全球謀殺記者案翻倍」的報導中指出，根據監督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簡稱CPJ）數據顯示，墨西哥是西半球新聞記者遭謀殺最嚴重的國家，去年就有四名記者被暗殺、一名記者在犯罪現場報導時被槍殺，而當時CPJ仍在調查另外四名墨西哥記者死亡源由。在甚少於審判中獲致有罪判決的謀殺記者案件中，2020年有兩起定罪案件，其一，兇手被判50年徒刑，只是，眾所週知的是入獄的，是槍手，策劃謀殺的主嫌逍遙法外。

影片中佔據不少篇幅的2014年9月伊瓜拉學生失蹤案，反映的也正是墨西哥執法者與違法毒販勾串、正義不彰的歷史與現況，當時來自鄉村師範學院的43名大學生分乘幾輛大巴士前往墨西哥最貧窮、暴力活動最猖獗的地區的格雷羅州（Guerrero）伊瓜拉市（Iguala），欲參加將於幾天後舉行的悼念1968年學生遭屠殺的活動。結果，途中被警察攔截，警方竟將學生交給毒販，43名學生下落不明。

這樁震驚全球的懸案，自該時至今，兇手沒有落網，學生遺體無著。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噤聲電台》呈現Aristegui與她的團隊不停歇的新聞報導，而在這期間，Aristegui送往國外的兒子接到不明人士謾罵威脅的訊息、監視器錄下大白天新聞團隊辦公室遭人潛入，直視鏡頭、毫不在乎的闖入者撬開門櫃，東翻西找。

那些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為強大

前前後後在紀錄片中受訪記者講起陸續收到的威脅訊息，並不是勇者無懼的銳利，鏡頭前，記者坦言服用抗憂鬱藥，有人說到威脅應該就是來自監視器裡拍下的闖賊，對方威脅要他「停止調查，否則」，記者停在這兒，訪問的人追問，「假如我們不學乖，還想繼續......妳也知道的......」他沒有繼續言語，手往脖子上一橫劃。

不說出自己明知的可能命運，此處噤聲，但是Aristegui沒有停歇。鏡頭一轉，對方用從她辦公室偷來的電腦發訊給她，送上各式各樣模擬她被亂槍狙殺之後的新聞報導、悼文、照片。看著這些來訊的Aristegui蹙著眉頭，也就是此刻。下一個鏡頭，她繼續，2017年推出網路節目，在被墨西哥電台開除一年多之後，她回到觀眾面前。

在一個貧窮、濫權、恐怖、順從，都是正常，都是日常的國度，Aristegui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瑞薩一樣，影片近尾，導演提到Aristegui身上就有五條訴訟案。旁白提到拍攝四年，導演在Aristegui旁，看她刻不容緩地採訪製作報導，每分每秒都在打仗，究竟感受是什麼呢？導演唸出Aristegui的回答，「樂觀幾乎是一種道德責任，另一個選項是放棄。」但到目前為止，她還不想放棄。

《噤聲電台》片中，Aristegui團隊裡受訪的男性記者，不論是端坐鏡頭前還是在變裝跟監的汽車裡，隨著媒體揭弊因而與當權者、犯罪集團的衝突愈來愈明顯，受訪記者的眼裡明顯流露出恐懼，片中一位記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人不應該為工作而喪命」，令人不忍逼視。這些男性記者或許正代表著鏡頭前沒有出現的Aristegui，誰能不怕呢？誰能？但是懼怕是一回事，放棄又是另一回事。

《焰火書寫》：她們不只是工作夥伴，而是姊妹

《焰火書寫》是Rintu Thomas與Sushmit Ghosh這對同時為導演與監製的夫妻檔的作品。這部獲得2021年西雅圖電影節評審團獎、2021年日舞影展觀眾票選獎以及評審團獎的紀錄片，主角是賤民階層（Dalit）女性創辦的新聞媒體（Khabar Lahariya，翻譯成英文，就是News Wave）裡記者蜜拉與幾位夥伴的故事。

影片裡的主角，不是慣見的女性犧牲者、不是女超人，是一群女人，是姊妹、是工作伙伴、是同學、是一起出遊嬉耍的知己。影片裡固然飛沙走塵、四處採訪的場景多，但是，講起受教育、講起印度社會對女人的「期待」、講起新聞處理，影片裡有更多藉由多位女性記者對著鏡頭娓娓道來的場景，報導者轉為受訪人。

導演開始拍攝這群女性時，創立於2002年的「Khabar Lahariya」，已經有14年歷史，「Khabar Lahariya」在印度不同鄉村紛紛有了地方版，報紙由四十位左右的鄉村婦女從事採寫、編輯、分銷，女性一手包辦，報紙報導地方大小事。拍攝當時，媒體正經歷轉向數位、記者以手機記錄報導的階段。

影片處理的選舉、盜採礦、眾暴凌弱的性侵、乃至謀殺，絕非小事，但是導演跟著記者的腳步進入現場，我們看到的不是柯南辦案的懸疑，而是從事新聞報導時的當事人文化。像是原本拒訪、認定記者就是索賄者的村民，他們直詰，「妳會放頭版？」「妳收多少錢？」像是在警局裡外，「熱心」指點紀錄片主角的男記者們，告訴主角應該先說好話、先稱讚對方，不要直接了當提問對方何以該做未做。「當事人」就是女性記者，她們面臨的、身涉的是一個由來已久、大家了然於心的新聞業從業文化。村民冷眼旁觀，根本不信她來真的。

她們共享同盞「燈火」，以「書寫」並肩齊行

如非螢幕親見，也很難相信新聞媒體真的成事了。《焰火書寫》活脫脫就是過往性別與科技研究實證論文的影像版。不懂英文、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女性初得手機，要在幾個月內成為出稿量大的數位記者。片中幾位女性環坐，一起開箱、盒子裡簇新的手機就是採寫的工具，但是，家裡沒有電，有了充電器也沒用；不懂英文，又怕胡亂使用弄壞手機，所以無法完稿。

女性齊聚的新聞室裡，Shyamkali用母語文字在英文字母旁小心翼翼地註記，她從因為不會用手機，乃至沒有任何報導的記者轉而為與蜜拉討論「要怎麼決定新聞角度」的同事。蜜拉一字一字指點同伴英文字母誰是誰，但在電話上，她要應對女兒學校老師告知成績不佳、英文拼音要加強的母職提醒。影片裡，沒有「為母則強」、沒有「為記者則勇敢」的稱頌，多的是像其中一個鏡頭所示—— 一日工作結束，在黝暗的巷子裡摸黑前行，手機投放微光，照亮前方幾尺小路，尋得家門，找到來處。

對我這樣看多了有關女性與數位科技分析研究的人，現在想到數位女性主義、想到科技與女性解放，可能當下腦中出現的畫面就是在網路上以迷因、以短片、以動畫、以遊戲發聲行動的身邊女性。Meera、Suneeta、和Shyamkali這幾個因著性別、階層、城鄉交織而備受歧視的女性撰寫拍攝報導，固然在網路上聲量日高，但是真要從數位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導演所強調的，我認為「數位」，不是做出什麼；各種處遇的女性，數位上手，她就已經打破「妳沒有資格」、「妳哪會」這種俗常看待所形成的心牢。

她們心無旁騖，她們專注學習、實做，片中，當個兒頭嬌小的她們在公家機關櫃臺前泰然自若地問官員，「讓我拍這些文件？」對方移動著紙本，便於她挪移手機、聚焦拍攝。那些時刻，那些新聞報導的觀眾讀者看不到的採訪時刻，也正就是Meera、Suneeta、和Shyamkali為採訪對象以記者相待的現場，一如所有新聞記者行事的現場、她們數位行動的現場。

今年女性影展「聲社場所：發聲、抵抗、不再恐懼」單元有九部影片，除了呈現新聞工作者的《噤聲電台》與《焰火書寫》，處理性侵發生社會文化的《我心嚮往的...》（As I want）、性侵被害者自我紀錄的《闇夜凝視》（Night Shot），以及兩位黑人女性主義者、記錄芝加哥黑人運動抗爭場景的《無所畏懼：黑人的命也是命》（Unapologetic）等，也都聚焦女性現場發聲。

引用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公佈獲獎者之後，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在獄中的政敵De Lima所說，「這獎發生在一個我們奮力奪回我們在杜特蒂政權下喪失的自由的時刻，再沒有比這更適切的時候了。」她說，這就是真實戰勝謊言的勝利。世人看到這樣的勝利，紀錄片帶給我們在這樣勝利的背後，在無數個尋常的日子裡，女性如何以筆以鏡頭以麥克風以手機，告訴世人她們充滿貧窮、濫權、恐怖、強求順從的日常，以及她們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