癮君子／《漂浪人生》：關於逃亡，也關於難民的未竟之事

特約作者 14 Apr, 2022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人們總說回憶宛如母親的懷抱，切片生命最為溫柔的時刻，好似沈浸往昔，就能緩緩重拾笑顏。然而，就電影《漂浪人生》的主角阿敏而言，記憶彷彿洪水，一不小心就能把人淹死。

聚焦於劇情，因應阿富汗內戰而出走的主角一家，撕碎鄉愁，牢記虛假的護照資料，只為偷渡出國，以換取安寧的住所。只可惜，之於阿敏，扮演一個陌生人，無論是撒謊說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又或是假裝為異性戀這件事，對比逃亡，同樣有它的殘酷之處：可能保障了安全與歸屬，卻也同時形成一種禁錮，促使他長年無法跟家人團聚，甚者，相會之後，仍得繼續掩藏真實的性傾向。

何處為家，與逃亡並存的自我認同之路

《漂浪人生》（丹麥原文片名：Flugt）作為紀錄電影，靈巧揉合豐沛的動畫筆觸，藉由阿敏這位主人翁，細膩捕捉一段極度私密的逃亡之旅。有些時候，我們跟著他一同體會慌亂的奔走；有些時候，則是陷入無窮的等待，浸淫於偌大的抑鬱。當然，僅憑三言兩語，細數不清電影中的情緒流轉，不過，那便是阿敏的青春日常。

也因此，《漂浪人生》類似猶太女孩寫下的密室著作《安妮日記》，除了揭露逃難的辛苦，其中更還藏有男孩的青春面容：嚮往未來、渴望歸屬，且因好奇而躁動不已。於是，即便阿敏擁有如此特殊的經歷，拉回身心發展，他跟你我一樣平凡，時常因為「成長的風暴」而苦惱。

就此來說，《漂浪人生》之所以讓人動容，即是因為它明白——電影，仰賴倖存者而豐滿，不能只談逃亡的因果事實。若要賦予作品血肉，還得關注阿敏的情感與成長，特別是難以言喻的幽微片段，往往最具生命力。例如阿敏談到俄國警察強姦婦女時的咬牙切齒、分享到父親的失蹤時因為情緒而中斷訪談，又或是時常在視野中追逐男性等細節，皆是賦予作品能動性的吉光片羽。

想當然，著重阿敏的主觀經驗，並不表示電影格局狹隘。某種程度，立體且人性化的私我描繪，反而容易契中普同感，進一步讓銀幕內外的雙方產生連結。至此，故事所蘊含的能量、希望與堅毅，又能成為觀眾心中的種子，而這亦是《漂浪人生》的存在意義——紀錄苦痛，然後超越苦痛。

以此延伸，對照當今局勢，疫情也好，戰亂也罷，新聞報導的罹難人數，除了代表有多少家庭破碎，更還意味著特定理解途徑的塌陷——畢竟，失去一個人，就少了一雙敘說的嘴，甚至少了一種超越的可能。所以，死亡不僅是個體生命的消逝，也是社會的集體性損失，而這又再次提醒我們：和平與人權，何以應該要被重視、維護。

接續談回劇情，若說何處為家，可以視為《漂浪人生》的主要題幹，那麼，何為恐懼，則是與其並列的另一道提問。就字面上來講，恐懼經常由於害怕失去，往返梳理，阿敏所擔心丟失的不光性命，還有家人的認同。特別是陷入漂蕩之後，身邊的母親、兄姐，是他僅剩還能把握、連結家鄉的依歸，或說撫慰自我的歸所。故此，雖然發現自己的性傾向不同於常人，但害怕被拋棄、拒絕，無人可依的恐懼，依舊挾持著阿敏，促使他一再隱藏自我。

爾後，一襲飄逸的連身裙，就此塞入回憶深處，為了生存，阿敏不僅拋下童年，還得削去部分的真實。日夜壓抑、再再疏離自己，只為褪皮成討喜的陌生人。換句話說，出於歸屬需求的謊言，倒過來變成剝離身份認同的屠刀。不做自己的每一秒鐘，都像在不斷地自我閹割、去勢——暗藏於心房內，最為關鍵的悸動。

由此可知，何處為家，緊接著想問的其實還有你是誰？又處在那個位置？尤其，家不只是可以回去的地方，更是人們構築自我的鷹架，而這也是阿敏的兩難之處。無論是在客觀層面上，回不去的阿富汗喀布爾，抑或是情感層面上，難以表露自我的空虛感，皆都異口同聲地哼著「無家可歸」這個主旋律。為此，與其說阿敏持續逃亡，不如說他總在顛沛流離，由內而外，遲遲脫離不了異鄉人的心境：無處可以回去，亦沒有探索生命的依據，彷如一隻無腳的飛鳥，不斷地盤旋，直至死去。

承前所述，未曾向人坦言過去，一方面是因為過於痛苦、恐懼，龐大的創傷，癱瘓了表達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因為自身的過於空泛、迷惘，不知道從何談起，或是說習慣了丟棄，還在練習拾起自己。所幸，這趟漫步於黑暗的旅程，因應大哥一句暖意十足的接納，迎來它的終點與黎明。

誠然，重述往日，不光是要找回遺失的路徑，更要展開自我療癒的第一步，猶如敘事治療文章需加註腳處¹所相信：縱然改變不了具體事實，仍舊得以經由盎然生機的言說，賦予過去嶄新的意義。原以為黯淡的生命旅途，也能因此漆上色彩。至於電影，就是一種儀式，身為觀眾，不只旁觀痛苦，亦是蛻變的見證者。

依此來說，《漂浪人生》跟《在車上》（ドライブ・マイ・カー）同為奧斯卡國際電影入圍作，恰巧有異曲同工之妙，雙雙強調直面凝視自身的痛苦，以昇華、轉化揮之不去的創傷魅影，藉此重新丈量人生。

某種程度，圓滿的敘說，協助阿敏代謝掉心靈的毒素，不管是最為明顯的恐懼，又或是較為隱晦的羞愧感。畢竟，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阿敏這個人，而是毫不講理的社會、世界局勢——代理、反恐戰爭，還有數十年的內戰，都剷平了阿富汗的未來性。自此，失序且不易辨識的達利語日記本，正是整個阿富汗的縮影，映照出國族的徬徨與青黃不接：無盡的戰爭，無盡的原地踏步。

邊緣族群的想像：難民議題的兩難

如前所述，雖為紀錄作品，《漂浪人生》依舊運用阿敏的經歷，巧妙折射更為龐大的難民議題，並以此提醒我們：當戰亂來臨時，首先被犧牲的人，常常都是落處邊緣的少數族群。然而，部分國家，特別是台灣，對於難民的理解往往較為淺薄，大多資訊幾乎仰賴傳播媒體的快訊報導，鮮少深究當中的人性需求。

貧瘠的想像，變相又使難民的輪廓，時常被侷限成生理的需求，好比說被褥、食物。不過，本作避免壓縮逃難的歷程，防止過度煽情，同理卻不可憐，堅守「尊重」這條底線，如實呈現難民的生存環境有多惡劣，以及心靈是如何不斷被掏空、忽略。

例如：擁擠的套房，竟要塞下一家大小；閃爍的電視，竟是唯一通往自由、歡快的窗口——如此窒息的畸形生活，卻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難民的療傷之旅，並不會止於逃亡成功的瞬間；相反地，它始於這一刻，但後續能否順利撫平那一股隱隱作痛？無人知曉。

可是，電影沒說的是，難民的議題錯綜複雜，更涉及各種成本，基於人權保障，沒有國家應當拒絕需要幫助的人，但這份精神又能支撐多久的熱情與付出？安身立命後的程序，可不僅吃飽喝暖。

舉例來說，接受諸多難民的歐盟國家，希望能以共融政策協助難民落地生根，但種族、宗教、文化，甚至教育上的差異，再再阻礙收容進展。常居瑞士的作家顏敏如，即曾投書觀察：歐盟政府為了尊重自主人權，催生所謂穆斯林自治區，反而導致國家逐漸浮現差異甚大的兩種個性，彷彿奇特的平行社會，非但沒有往共融這一個大方向前進，還使得雙方越離越遠。

綜此，人道救援，不能直接類比為慈善事業，即便救濟可以視為起點，卻絕非終點。回到台灣，相關難民的法條，一度如火如荼地商討中，主因自然是由於隔壁鄰居中國：面對日漸喧囂的武力威脅，以及嚴重違反人權的鎮壓與迫害，不少國人共情於此，希望能實際伸出援手，而不只是在網路上聲援。可是，台灣做好準備了嗎？除了法律依據，思想建置是否充足？從上到下，政府與民間能否達成共識？

何況，接受難民是基於人道主義，而非約會配對，不可能僅僅收容台灣偏好的群體：受迫離開家園的人不但有香港，更有同樣歷經國族動盪的泰國、緬甸，甚至是陌生的土耳其。

就算台灣總是自居為多元社會，但實際上，普羅大眾對於伊斯蘭或是東南亞，依然抱持著深遠偏見，如何落實公義，而不是將無處安身的人，推向另一個深淵，又是一項待解課題。然而，台灣如今光是「難民法草案」就已卡關數十年，距離起步仍然十分遙遠，聚焦火力在法令的倡議，實為全體當務之急。

參照聯合國組織報告，全球共有八千多萬人流離失所，假若臺灣企圖向國際倡導自身重要性，不能光靠地緣政治、產業鍊優勢，還得針對民主制度，盡力完善未竟之事。否則，我們朗朗上口的名言：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目前較像是一種空頭支票，被動地臨機應變、個案處理，必然會有諸多紕漏，缺乏適當監督，顯然使難民一再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