癮君子/《漂浪人生》:關於逃亡,也關於難民的未竟之事 | 特約作者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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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二版「分手的決心」電影?英國導演空虛自娛的疫後寓言

癮君子/《漂浪人生》:關於逃亡,也關於難民的未竟之事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人們總說回憶宛如母親的懷抱,切片生命最為溫柔的時刻,好似沈浸往昔,就能緩緩重拾笑顏。然而,就電影《漂浪人生》的主角阿敏而言,記憶彷彿洪水,一不小心就能把人淹死。

聚焦於劇情,因應阿富汗內戰而出走的主角一家,撕碎鄉愁,牢記虛假的護照資料,只為偷渡出國,以換取安寧的住所。只可惜,之於阿敏,扮演一個陌生人,無論是撒謊說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又或是假裝為異性戀這件事,對比逃亡,同樣有它的殘酷之處:可能保障了安全與歸屬,卻也同時形成一種禁錮,促使他長年無法跟家人團聚,甚者,相會之後,仍得繼續掩藏真實的性傾向。

何處為家,與逃亡並存的自我認同之路

《漂浪人生》(丹麥原文片名:Flugt)作為紀錄電影,靈巧揉合豐沛的動畫筆觸,藉由阿敏這位主人翁,細膩捕捉一段極度私密的逃亡之旅。有些時候,我們跟著他一同體會慌亂的奔走;有些時候,則是陷入無窮的等待,浸淫於偌大的抑鬱。當然,僅憑三言兩語,細數不清電影中的情緒流轉,不過,那便是阿敏的青春日常。

也因此,《漂浪人生》類似猶太女孩寫下的密室著作《安妮日記》,除了揭露逃難的辛苦,其中更還藏有男孩的青春面容:嚮往未來、渴望歸屬,且因好奇而躁動不已。於是,即便阿敏擁有如此特殊的經歷,拉回身心發展,他跟你我一樣平凡,時常因為「成長的風暴」而苦惱。

就此來說,《漂浪人生》之所以讓人動容,即是因為它明白——電影,仰賴倖存者而豐滿,不能只談逃亡的因果事實。若要賦予作品血肉,還得關注阿敏的情感與成長,特別是難以言喻的幽微片段,往往最具生命力。例如阿敏談到俄國警察強姦婦女時的咬牙切齒、分享到父親的失蹤時因為情緒而中斷訪談,又或是時常在視野中追逐男性等細節,皆是賦予作品能動性的吉光片羽。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想當然,著重阿敏的主觀經驗,並不表示電影格局狹隘。某種程度,立體且人性化的私我描繪,反而容易契中普同感,進一步讓銀幕內外的雙方產生連結。至此,故事所蘊含的能量、希望與堅毅,又能成為觀眾心中的種子,而這亦是《漂浪人生》的存在意義——紀錄苦痛,然後超越苦痛。

以此延伸,對照當今局勢,疫情也好,戰亂也罷,新聞報導的罹難人數,除了代表有多少家庭破碎,更還意味著特定理解途徑的塌陷——畢竟,失去一個人,就少了一雙敘說的嘴,甚至少了一種超越的可能。所以,死亡不僅是個體生命的消逝,也是社會的集體性損失,而這又再次提醒我們:和平與人權,何以應該要被重視、維護。

接續談回劇情,若說何處為家,可以視為《漂浪人生》的主要題幹,那麼,何為恐懼,則是與其並列的另一道提問。就字面上來講,恐懼經常由於害怕失去,往返梳理,阿敏所擔心丟失的不光性命,還有家人的認同。特別是陷入漂蕩之後,身邊的母親、兄姐,是他僅剩還能把握、連結家鄉的依歸,或說撫慰自我的歸所。故此,雖然發現自己的性傾向不同於常人,但害怕被拋棄、拒絕,無人可依的恐懼,依舊挾持著阿敏,促使他一再隱藏自我。

爾後,一襲飄逸的連身裙,就此塞入回憶深處,為了生存,阿敏不僅拋下童年,還得削去部分的真實。日夜壓抑、再再疏離自己,只為褪皮成討喜的陌生人。換句話說,出於歸屬需求的謊言,倒過來變成剝離身份認同的屠刀。不做自己的每一秒鐘,都像在不斷地自我閹割、去勢——暗藏於心房內,最為關鍵的悸動。

由此可知,何處為家,緊接著想問的其實還有你是誰?又處在那個位置?尤其,家不只是可以回去的地方,更是人們構築自我的鷹架,而這也是阿敏的兩難之處。無論是在客觀層面上,回不去的阿富汗喀布爾,抑或是情感層面上,難以表露自我的空虛感,皆都異口同聲地哼著「無家可歸」這個主旋律。為此,與其說阿敏持續逃亡,不如說他總在顛沛流離,由內而外,遲遲脫離不了異鄉人的心境:無處可以回去,亦沒有探索生命的依據,彷如一隻無腳的飛鳥,不斷地盤旋,直至死去。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承前所述,未曾向人坦言過去,一方面是因為過於痛苦、恐懼,龐大的創傷,癱瘓了表達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因為自身的過於空泛、迷惘,不知道從何談起,或是說習慣了丟棄,還在練習拾起自己。所幸,這趟漫步於黑暗的旅程,因應大哥一句暖意十足的接納,迎來它的終點與黎明。

誠然,重述往日,不光是要找回遺失的路徑,更要展開自我療癒的第一步,猶如敘事治療文章需加註腳處1所相信:縱然改變不了具體事實,仍舊得以經由盎然生機的言說,賦予過去嶄新的意義。原以為黯淡的生命旅途,也能因此漆上色彩。至於電影,就是一種儀式,身為觀眾,不只旁觀痛苦,亦是蛻變的見證者。

依此來說,《漂浪人生》跟《在車上》(ドライブ・マイ・カー)同為奧斯卡國際電影入圍作,恰巧有異曲同工之妙,雙雙強調直面凝視自身的痛苦,以昇華、轉化揮之不去的創傷魅影,藉此重新丈量人生。

某種程度,圓滿的敘說,協助阿敏代謝掉心靈的毒素,不管是最為明顯的恐懼,又或是較為隱晦的羞愧感。畢竟,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阿敏這個人,而是毫不講理的社會、世界局勢——代理、反恐戰爭,還有數十年的內戰,都剷平了阿富汗的未來性。自此,失序且不易辨識的達利語日記本,正是整個阿富汗的縮影,映照出國族的徬徨與青黃不接:無盡的戰爭,無盡的原地踏步。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邊緣族群的想像:難民議題的兩難

如前所述,雖為紀錄作品,《漂浪人生》依舊運用阿敏的經歷,巧妙折射更為龐大的難民議題,並以此提醒我們:當戰亂來臨時,首先被犧牲的人,常常都是落處邊緣的少數族群。然而,部分國家,特別是台灣,對於難民的理解往往較為淺薄,大多資訊幾乎仰賴傳播媒體的快訊報導,鮮少深究當中的人性需求。

貧瘠的想像,變相又使難民的輪廓,時常被侷限成生理的需求,好比說被褥、食物。不過,本作避免壓縮逃難的歷程,防止過度煽情,同理卻不可憐,堅守「尊重」這條底線,如實呈現難民的生存環境有多惡劣,以及心靈是如何不斷被掏空、忽略。

例如:擁擠的套房,竟要塞下一家大小;閃爍的電視,竟是唯一通往自由、歡快的窗口——如此窒息的畸形生活,卻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難民的療傷之旅,並不會止於逃亡成功的瞬間;相反地,它始於這一刻,但後續能否順利撫平那一股隱隱作痛?無人知曉。

可是,電影沒說的是,難民的議題錯綜複雜,更涉及各種成本,基於人權保障,沒有國家應當拒絕需要幫助的人,但這份精神又能支撐多久的熱情與付出?安身立命後的程序,可不僅吃飽喝暖。

舉例來說,接受諸多難民的歐盟國家,希望能以共融政策協助難民落地生根,但種族、宗教、文化,甚至教育上的差異,再再阻礙收容進展。常居瑞士的作家顏敏如,即曾投書觀察:歐盟政府為了尊重自主人權,催生所謂穆斯林自治區,反而導致國家逐漸浮現差異甚大的兩種個性,彷彿奇特的平行社會,非但沒有往共融這一個大方向前進,還使得雙方越離越遠。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綜此,人道救援,不能直接類比為慈善事業,即便救濟可以視為起點,卻絕非終點。回到台灣,相關難民的法條,一度如火如荼地商討中,主因自然是由於隔壁鄰居中國:面對日漸喧囂的武力威脅,以及嚴重違反人權的鎮壓與迫害,不少國人共情於此,希望能實際伸出援手,而不只是在網路上聲援。可是,台灣做好準備了嗎?除了法律依據,思想建置是否充足?從上到下,政府與民間能否達成共識?

何況,接受難民是基於人道主義,而非約會配對,不可能僅僅收容台灣偏好的群體:受迫離開家園的人不但有香港,更有同樣歷經國族動盪的泰國、緬甸,甚至是陌生的土耳其。

就算台灣總是自居為多元社會,但實際上,普羅大眾對於伊斯蘭或是東南亞,依然抱持著深遠偏見,如何落實公義,而不是將無處安身的人,推向另一個深淵,又是一項待解課題。然而,台灣如今光是「難民法草案」就已卡關數十年,距離起步仍然十分遙遠,聚焦火力在法令的倡議,實為全體當務之急。

參照聯合國組織報告,全球共有八千多萬人流離失所,假若臺灣企圖向國際倡導自身重要性,不能光靠地緣政治、產業鍊優勢,還得針對民主制度,盡力完善未竟之事。否則,我們朗朗上口的名言: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目前較像是一種空頭支票,被動地臨機應變、個案處理,必然會有諸多紕漏,缺乏適當監督,顯然使難民一再曝險。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漂浪人生》劇照。 圖/好威映象提供

以電影為引,關心世界脈動

總體而言,回歸到電影本身,《漂浪人生》著重私我描繪,出色地搭配不同筆觸,好透過顫抖的線條、冷冽的色調,傳遞出個人處境的艱苦,並以溫婉的畫面進行比對,引出今非昔比的感慨與救贖。

當然,觀影之後的情感回饋,同樣激起漣漪,推動觀眾進一步思索家的意義,甚者,若要追尋普世公義,我們該怎麼起身關注。或許,對於台灣人,難民仍舊是相對模糊的議題,但在接續爆發反送中運動、烏俄戰爭的此刻,面對牽一髮動全身的情況,如何建立一套措施,好回應全球趨勢,無疑勢在必行。

  • 文:癮君子,結合諮商心理師的專業,提燈輝映故事的細節,並以此抒填影劇與生活的孔洞;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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