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甫人之死，正是查某人的二二八之始——那些政治寡婦的生命故事
這幾年來，當絕大多數有關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及研究，企圖在回憶與重構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時歷史情境之時，在二二八受難者幾乎清一色是男性的情況下，這樣的歷史重建和論述工程，基本上也就變成以男性為中心的二二八經驗與記憶。
在面對查甫人（男性）已死，而查某人（女性）必須活下來的歷史事實下，這本書企圖將二二八事件，視為這些因二二八這個政治屠殺事件而變成寡婦的生命轉折點，從活下來女人的生命經驗，來記錄與論述「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
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
使用「查某人的二二八」為書名，是因為福佬話的「查某人」三字，傳達台灣民間女性生氣和堅毅的氣質，這樣的書名，不僅突顯出相對於男人的二二八經歷，這是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並且也肯定這些活下來的女性，四、五十年來身為政治寡婦的生命力與堅強。
廣泛而言，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可以是直接事件的參與者，如謝雪紅；可以是見證者，也可以是受難者的母親、姐妹、女兒或妻子。此書選擇「寡婦」這一角色來口述女人的二二八經驗，在突顯出二二八事件中罹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二二八未亡人的事實，並且也由此延伸幾點問題意識的思考。
第一，二二八這樣一個政治屠殺事件，為何受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政治寡婦？這個男女有著不同命運的歷史事件背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或是有其造成的社會、政治意涵？
第二，對當年那些受難的男人而言，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的意義，是從事件的發生到他們遇害的時刻為止，但對他們的妻子而言，那卻正是他們二二八的開端。二二八事件到底如何影響這些女性的日後生活？或是說這些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衝擊的女性，如何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及在既有父權社會下，尋找他們在經濟、政治、情感各方面生活的出路？
第三，我們還要問，這些政治寡婦如何由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和身為女人的角度來詮釋和看待二二八及他們的一生？最後，這樣一個由女性角度來記錄、整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其意義為何？
政治寡婦的產生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中國民族主義沙文政權，企圖在台灣建立穩固政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個政治、軍事暴力事件。在了解當時台灣人社會中，有能力影響輿論、掌握權力、資源的人，是以男性為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就不驚訝，當國民黨決定以軍力來鎮壓台灣社會時，它屠殺的對象會幾乎全是台灣男人，尤其又是社會菁英份子。
因此男人成為二二八受難者，而他們的妻子成為這個屠殺的政治寡婦，就絕非是個歷史的偶然。「政治寡婦」的產生與存在，基本上是社會文化建構而成的產物，其背後的生成因素，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體制的運作，基本上是非常性別化的。
男女在社會的權力運作結構中，有著不同的配制，在國家、民族建造過程中，有不同的參與方式與角色，因而也決定男女在權力鬥爭中和國家建立過程中，有著不同的經驗，最後也往往因為這個不同的經驗，導致男女有著不同的國家想像藍圖。
如果又從國家建構的脈絡來看二二八事件，這幾年來在台灣意識逐漸高漲下，有許多人致力於重建台灣歷史主體性的同時，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和相關研究，就成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工作。
二二八成為台灣人在外來政權欺壓下，一個集體苦難命運的象徵事件，由再論述這段苦難歷史，台灣人找到其共同命運體的基點，當年事件的受難男人，成為今日台灣主體歷史重建中，被悼念的，為台灣人自主性而犧牲的先驅。
有趣的是，在絕大多數的二二八論述中，女人不見了。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地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背後，而不見其主體性。
而這個查某人二二八的口述工作，正是希望由這些女人講出他們自己的二二八經驗。
政治觀點的影響
過去40多年來，二二八一直是台灣社會的政治禁忌，到底這些受此事件最直接影響的女性，如何面對二二八這個政治恐怖事件，以及這個事件如何影響他們個人的政治態度參與？
一般而言，絕大多數受訪者，面對這個政治禁忌的策略，是絕口不提二二八，尤其是對其子女，深怕其子女會因亂講話，而再招禍。並且也因二二八的恐怖經驗，而教育子女不可插手政治。甚至有些受訪者本身，至今仍生活在恐懼的狀況中。
另外也因二二八的發生是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使得許多因而喪夫的女性，對政府當局或政治採取疏離的反抗。花蓮張七郎先生的遺孀張詹金枝女士在二二八事件後把他家的子孫都送到國外去，他曾說：「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
楊𤆬治女士提到，二二八後，有一度，他不願學國語，因為「想這個社會這麼無道德，為什麼要學他們的語言。」另外，潘罔女士在二二八後，也認為「一個丈夫這樣無緣無故死去，選舉要幹什麼？」
此外，不少受訪者表示，因其丈夫死於國民黨手下，使得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會連帶地很氣外省人，但在後來生活上的接觸與認識外省人，及了解二二八的兇手並不代表所有的外省人下，也不再對外省人採取敵意。
雖然多數受訪者，都點出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是當年政府所為，但由於一夕之間失去丈夫的悲痛，及事後無法談起此事的恐怖經驗，至今多數受訪者，對二二八的發生與處理，都懷有極深的無奈與無力感。
由於，沒有一個社會正義的出口，可以抒洩心中的不滿與怨嘆，許多受訪者將二二八喪夫的悲痛及一生艱苦，轉看成是個人命運「歹命」的無奈，而失去想要控訴這是一個政策造成的悲劇的力量。也因為往往將二二八喪夫的發生，看成是個人命運使然，在回顧他們一生時，絕大多數女性，都表示自己是個「歹命人」的深層無奈。
而這種自認「歹命」的無奈，也影響他們往後生活上所作的決定，或如何與人互動的模式。潘罔女士認為他若是個好命的人，就不會在二二八中失去丈夫。因此，他認為自己既是歹命人，何必再嫁？王鄭阿妹女士則認為自己失去丈夫是個歹命人，而有先生的小嬸是個好命的人，因而每天自願洗小嬸的衣物。
不過，儘管對自己生命有極深刻的無奈，從喪夫到自己扛起責任來扶養小孩的過程，走過來的這些二二八查某人，也從自己生命作為裡，肯定自己是個堅強、勇敢的女子。
我常跟人家開玩笑講，「我是踏浪而來的」，我的人生坎坷，受很多的煎熬……。浪有高、有低，隨時變動，要能踏浪而來，是很不容易。……我感覺我是個很堅強、自在的女人。
※ 本文摘自《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緒論二〈查某人的二二八〉，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二〇二〇年增訂版作者：沈秀華出版社：玉山社出版日期：2020/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