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性事：為什麼我們不想生？一位多次墮胎女性的回憶自述

鳴人選書 02 Jan, 2023

九歲那年，我一整年都是在驚恐中度過的，一直害怕自己懷孕了。恐懼始於國小二年級學期末，一直持續到十歲——也就是我媽媽心無罣礙地給了我某本書的時候。那本書詳解了人類發育過程，並且明明白白地指出：懷孕不可能在初潮前發生。

那時候，我和父母、小妹住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城的最北端，放學後，我會和那兒的鄰居小孩在路面上鋪著深灰色碎石、安靜的死巷裡玩耍，也時常去近兩百公尺外，街尾的排水池裡或池邊玩。池子裡有些很小的魚，附近有烏鴉，還有地鼠；大概還有不少蛇，但我只親眼見過一條——當時我騎著單車，經過那條倒霉的死蛇，看到蛇頭被寬厚的大輪胎壓扁了，應該是那些滿臉疙瘩的大孩子騎機車幹的好事。他們總在池子最遠那邊的小土丘上，飆上去又衝下來。

我們所說的「池子」，不過是蓄積雨水的地方，有人曾推斷，假如把池子抽乾，肯定會發現裡面生長著各種各樣的生物：香蒲、蜻蜓、蚊子、蝌蚪，差不多過完那個季節，蝌蚪就會變成小青蛙。我會獨自去那兒玩，有時和朋友瑞秋，有時是和丹尼爾——他比我小兩歲，從我家由施特倫兄弟設計的單層住房往下數第三戶就是他家的複式房屋。

回憶兒時身體與性的探索

當時的丹尼爾比我矮小、滿臉雀斑，家族裡可能有蘇格蘭血統；他和後來成為我丈夫、而後變成前夫的男人同姓，他的直髮以奇怪的角度豎起，活像硬毛刷上的鬃毛。他天生就沒有引人注意的個性——關於他，最引人好奇的一件事莫過於他不小心把他家的寵物貓絞死了：他在貓的脖子上繫了條繩子，沒想到繩子被木柵欄上的一塊木板絆住。然而，他是這個街區裡唯一的男孩，也就是說，我這個年齡的其他女孩不想去做的事，你都可以指望找他一起去，例如騎單車比賽，扮演獨眼龍，揮動塑膠鏟子、想要一路挖到中國，同時讓自己從頭到腳都沾染上加州卡培山谷的泥土。

你也可以指望丹尼爾——至少曾持續幾個月——脫下小褲子，露出小雞雞。我不想說我們玩的扮家家酒是在「扮演醫生」，因為我不想為了瞥一眼別人身上的禁區就假裝對醫學感興趣，也壓根不想假扮病人。我可以坦率地承認我們所做的事，但也很清楚那或許有點兒粗鄙——我拉下內褲，向鄰居家的小男孩展露生殖器官——更糟糕的是，我也要求他這樣做。不過，我不在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別人的貨色。

有些時候，我們會在放學後碰面，擠到我家東牆旁邊的狹長空地上，數到三，一齊脫下褲子，之後的幾分鐘裡就盯著對方的身體看。看到最後，觀察引發討論，討論引發觸摸，觸摸引發出1981年夏季的那一天：在抓到四隻小青蛙，並將他們保存在梅森罐後，我脫下褲子，讓丹尼爾也脫，然後就衝向了他。我們面對面站立足有十秒鐘左右，我兩腿彎曲，屁股上翹，以便我更方便用兩條腿把他的小雞雞夾攏在中間（當時我足足比他高出十二公分左右），但他很快緊張起來，扭動身體，縮進了短褲，轉身就往家跑。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被我們關在密封梅森罐裡的小青蛙都被悶死了，之後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前一天的孩童性愛遊戲大概會讓我懷孕。之後一整年，我都惶惶不可終日，每天都處在輕微的慌亂中，想起來就去檢查一下，看看我扁扁的小肚皮有沒有鼓脹，有沒有暴露出人類妊娠的跡象。任何跡象都沒有出現。

我都惶惶不可終日，每天都處在輕微的慌亂中，想起來就去檢查一下，看看我扁扁的小肚皮有沒有鼓脹，有沒有暴露出人類妊娠的跡象。任何跡象都沒有出現。圖為驗孕棒。圖／美聯社

狂亂性愛、終止妊娠與身為女性的獨立自覺

後來，我確實懷孕了。那時我19歲，身在一段熱戀中，有頻繁而狂亂的性事——是的，沒有保護措施，也就是大部分剛剛成年的年輕人都知道不該做但還是不管不顧地做過的那種愛。（後來我還懷過兩次，一次是在24歲，還有一次是在27歲。）

第一次終止妊娠的手術是在加州沙加緬度市中心的一家計畫生育門診完成的，我是很害怕，但心意是堅決的：對於是否要懷孕生子，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懷疑過；對於日後是否會為移除著床於子宮內壁的大量細胞組織而感到遺憾，也幾乎沒有顧慮。我不後悔，也不為第二、第三次人工流產感到後悔，儘管多年後會覺得匪夷所思——如果我沒有三次終止妊娠，我35歲時就會是三個孩子的媽，他們將分別是16歲、十歲和八歲！想到這一點我就覺得好笑，而且覺得那非常嚇人——徹頭徹尾地令我恐懼。

那種恐懼，那種徹底的惶恐，其實和我對孩子的感覺幾乎沒有關係，而完全相關相繫於我對自己的感受。具體來說，就是我的強烈渴望：想做更多的事、見更多的人，想在這世上開拓出一塊特殊的空間，能讓我找到純粹的自我，且不管那到底意味著什麼。為人母這件事從沒對我產生特殊的吸引力——我這輩子唯一一次模擬當媽的實際經驗遠在幼年時代，對象是一隻肯納品牌的「尿尿娃娃」，該產品設計的特點在於：你「餵」娃娃一奶瓶水之後，他的尿布就會濕，小屁屁還會爆發出紅疹。

實際上，從我還是小女孩起，一直到我三十多歲，我都不曾有過生兒育女的遐想，也從不覺得別人的小孩是多麼有──假設有趣味可言的話。（我四歲時，小妹出世了，據說，我對她的喜愛和熱情遠遠不及我對《芝麻街》這樣的卡通節目和插圖版兒童百科全書的高昂興致。不過，每個小孩對於新出世的弟弟妹妹大概都是如此吧。不管怎麼說，我非常愛她。）

毫無疑問，這也部分歸因於時代的作用力：我成長於1980年代，美國的生育率早在197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時期就開始下滑，到了80年代則進入了平緩期。

這個國家的保守主義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於流行文化上，通俗節目依然要靠描繪實用而傳統的核心家庭才能更好地賣出廣告時段；在那些節目中，掌管家務事的都是女性——以電視連續劇為例來說，《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中的主婦克萊兒・胡克斯塔博（Clair Huxtable），《天才家庭》（Family Ties）中的主婦伊麗絲‧基頓（Elyse Keaton），還有許多類似《凱特和艾莉》（Kate & Allie）的電視劇中的女主人公——但她們不再只是母親，大多數還是職業女性。（在前五季中，艾莉一直全職在家打理家務、照料孩子們，第五季之後就和凱特一起創業，承辦餐飲服務。）

她們對孩子們盡心盡力，但不會讓人望而卻步：你會意識到，她們在忙碌照料子女的過程中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成就感，顯然也沒有找到自我意識。事實上，很多1980年代電視連續劇中的孩子都只是母親角色的附屬品，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哪怕超強悍的墨菲・布朗[1]決定孤身一人生下孩子，並作為單親母親撫養孩子，她的兒子也幾乎沒有戲分，好似消失在編劇們的視野中。

※ 本文摘自《為什麼我們不想生：生與不生，哪一種人生選擇更幸福？》，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二十張出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