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的味素」：一段罕為人知的台灣飲食詐欺史
1908年9月（編按：於日本）開始製造味之素。當初稱「味精」，在麻布工廠研究製造，當年底在逗子設製造工廠，正式開始製造。「味精」這名稱和酒精、甘精等藥物名稱相近，決定更改名稱為「味之素」。同年11月以新富町的藝者為模特兒，畫出穿著日式料理服的美女，上頭寫著味之素的商標並把它拿去登錄（商品登錄第34220號）。之後則以 「美人商標」繼續被使用。當時「味之素」這名稱引起一些議論，事隔多年才認為這名稱命名的相當合適。醋之素、若元（わかもと／wakamoto，味之素發音為 ajinomoto）、乳素等後來有許多公司名稱都模仿味素。
1909年11月在京橋區南傳馬町（現在的中央區京橋）設店鋪，開始販賣大中小的瓶裝（大一圓、中五十錢、小二十五錢），並在店面的展示櫃裡擺放了小麥、麵粉、麩素、澱粉及味素的樣本，展示從原料到製成味素過程中所出現的副產品。味素公司也會在屋頂架設大型電燈看板，並在公司內設立廣告組進行各種宣傳規劃。此後，味素本舖逐漸成形，展示櫃的設計會按照季節更迭，請來平福百穗、一條成美及寺澤孝太郎等知名畫家來設計。此外也會請這些畫家來畫電車車廂海報及報紙廣告。
從報紙看見味素的仿冒現象
由於味素是化學工業的產品，其白色結晶狀的物質特性所帶來的獨特風味，剛銷售至台灣時，就在各城市料理店受到歡迎，並進而影響民眾的家庭烹調方式。由於消費數量驚人，遂引起不肖商人的仿冒，以各種天然的類似品來代替味素。
有關味素的仿冒現象，我們可以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與鈴木商店株式會社的企業史資料，探討日治台灣各地的味素偽造案的內容是什麼？為何會發生偽造案？味素製作公司如何因應？殖民地政府如何管理？偽造風潮對日用民生又會造成什麼影響？有關食品的偽造案，歐美史學有較多的研究，這可以參考比．威爾遜的《美味欺詐：食品造假與打假的歷史》。
1920年代，在鈴木商店還未推出金色罐裝的味素時，容量最大的是兩百錢的特大罐，在這時期的大阪出現了更換內容物的偽造品。這時候的味素容器的蓋子與罐子本身是分開的，只用一般的紙膠帶封住商品。受到1923年東京大地震的影響，這一年日本的味素偽造品開始大量出現。第二波是1924年，到了1930年有了第三波的流行。針對第一波流行，鈴木商店的做法是郵寄警告文件給各販賣店，提醒他們注意是否有偽造品味素。
除了打著「味之素」名稱的仿冒品之外，在1926至1930年間，東京、大阪及京都各地還出現了各種類似商品，據味素公司當時的調查，品種約有三、四十種，較著名的有味之光（味の光）、味之王（味の王）、味之蕾（味の蕾）、味之精（味の精）、味之力（味の力）、味司、美味、白鹿、味天下等等。
其實，味素在台灣的仿冒情況比日本要早，早在1916年就有案例發生。1916年10月，台中街小販津田發現台北廳大稻埕新店尾街的趙春榮偽造他所販賣的味素，立即通報警務課進行調查。仿冒者的做法就是收集正宗味素的空罐，調和麥粉及其他原料，讓色澤類似原裝商品，由於包裝的金屬罐相當精巧，從外觀根本看不出有何差別。
到了1919年，仿冒味素除了是用麥粉調配，還出現其他物品。1919年3月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顯示，有衛生官員出差調查食用品，在中南街台灣人開的雜貨店中，查獲仿冒的味素。其包裝與原裝無異，經檢驗，發現是芋片、粟粉，另外還混雜了1916年案例中所沒有的魚類骨粉及鹽。有的則是用小蘇打粉混合，所以色彩相當接近。這篇報導特別提到，這並非單一現象，當時台灣各地都已經有這樣的仿冒味素出現，因而必須嚴格取締，並提醒消費者特別留意味素的真偽。
上述仿冒案之後，直到1924年，才再大量出現偽造味素。1924年竹山郡的例子，在竹山庄雜貨商葉萬枝店裡發現假造味素，經郡警察課層層查訪後，發現仿冒品的源頭是嘉義街西門的雜貨商金源昌。價格為一打四元二十錢，其中的包裝印刷字樣和原裝進口的一樣，但商標卻魚目混珠，做了些微變化，和真名發音些微不同，為「ajinaimodo」（あちなぃもど）。帶回化驗之後，證實為假冒品，內容物其實是魚骨粉混加澱粉。
有的仿冒者會購入真正的味素盒，再參雜其他調味料。1925年，台北警署的兩位刑事打聽到大稻埕下奎府町林陳發與在專賣局工作的兒子林松柏涉嫌改造味素，牟取暴利，遂前往調查。果然查獲兩人自7月20至8月1日間，向太平町的不明雜貨商周國，購買五十錢重的一罐，二十錢的三罐，拆除封條後，取出兩成真品，再混合白砂糖及食鹽，然後貼回封條。再以三圓五錢及一圓六十五錢的價格轉賣出去。
這種手法，透露出仿冒者是將真品一瓶容量分裝為五瓶，以量賺取價差。1926年，基隆有位藥種商陳鵬昇，與人合夥，將乳糖、鹽及正宗的味素混雜一起，然後裝入真味素罐中，轉賣至鄉村雜貨店。在台中則查獲仿冒者，以乳豆十兩，炒鹽五兩，做成味素。轉賣之後，獲利高達九倍，購買者不下兩千人。這種現象到了戰時體制時仍層出不窮。
就連報紙上的味素廣告也提醒台灣消費者眼睛要睜大一點。1924年8月1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就主打「廚事要話」，標榜這味素的功效大家都已經知道，只要做菜時加一點點，就可以不費勁地馬上擺出一道好菜，而且不用花費什麼錢。左下角也同樣提到販售地點，除了上述三種外，還另外加了茶莊。光是1924年的偽造味素的金額就達一萬圓以上。
這麼多的仿冒味素與偷竊，部分原因起於1923年東京大地震導致的供需失調。大地震後，東京鈴木商會在川崎的工廠受損，停止味素的生產，改由在大阪新建一座工廠代替。由於檢舉假貨案件過多緣故，光憑肉眼很難判別味素真假，為維護一般商店的信譽，1924年11月時，州衛生課被授權全天候免費鑑定民眾送來的味素。
味素風潮改寫台灣飲食與消費文化
由於味素在當時算是高級調味料，單價不便宜，報紙中常可見偷竊味素被抓的報導。1926年11月4日，七星郡汐止街，有位蘇姓偷兒，趁參加親戚蘇爾民的公祭，順手就將一瓶味素帶走。剛好被昔日有嫌隙的密探所見，抓到汐止分局，以竊盜罪論處。這事後來被喪家知道，認為小小一瓶味素算不了什麼，更何況是族人，遂希望不要當成竊盜案來看。但汐止警方公事公辦，最後鬧到街長那還是無解，一時成為街頭巷尾的八卦。有的偷來後立即轉賣獲利。1930年，有位熱海的周二刑事外出查案，在縱貫路的萬得飲食店發現可疑人物，查獲嫌疑人李冬，盤問下才發現這人不久前偷過兩瓶味素，分別以一圓十錢及一圓二十錢賣給飲料店。
從1928年開始，台灣與日本同步販賣金色罐裝味素，水晶體形狀的味素比其他類似商品容易辨別，因此較好管理是否是原裝。在日本內地用金色罐的客戶大部分都是魚板業，其次是餐館。在台灣則是餐館，特別是小吃攤販特別愛用。這種新的味素包裝問世後，也帶來一些消費文化的變化。
在台灣不管是在哪一個城市的市場，一年四季都有小吃攤販，這些小吃攤販特別愛用味素，有一些店家會把大量使用過的金色罐放在店門口攤架上當裝飾，或是放在餐桌當作是放筷子的容器。其中有一些攤販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惡劣店家，常在店面放著味素空罐，卻使用其他類似調味料。味素公司會經常派員工來巡查，當發現使用他家商品的話，就不再給任何贈品及優惠。這些店家若被警告會失去商譽，人氣也會下滑，因此大部分商家會選擇道歉，並承諾之後都會使用原裝的味素。
金色罐的價格相對於其他包裝相對便宜，因此一些小商店習慣將它分成三錢、五錢或十錢等小包裝來秤重販賣，這樣的販賣形式成為「零賣」或「秤賣」。一般台灣民眾認為買五十錢、一元的罐裝，不如買散裝的比較划算，因此「零賣」這樣的消費形式立刻在全台盛行。而在台日人大多是買罐裝。當時在台灣連香菸都能一根一根的賣，其他從大包裝拿出零賣的商品還有酒及醬油。這種零賣的販賣額逐年不斷提高，卻也造成市場需求量大，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常使得店家開賣假貨，味素公司因而常會主動巡察這一些零賣品。
在台灣的金色罐中有的會內藏五十錢、一圓、二圓、三圓、五圓等「現金券」，以此製造買氣，吸引顧客。這一些優惠活動在日本是無法做到的，而是由各販賣店自行貼錢支付。有時誇張的店家會把裡面的內容物也一起換掉而賣假貨，一旦發現這一些行為，味素公司都一律報警處理。
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只要好賣，價格就難以維持。特別是在台灣販賣的味素。當時味素、啤酒等商品是流通的主流商品，可是到了1931年以後，啤酒成為專賣品，只剩味素，開始出現了嚴重的亂賣行為。因此味素公司進行現金券活動及抽籤券活動，並給予販賣成績較好的店家獎狀與獎金。味素公司相當積極地禁止亂賣，可是成效不佳。公司只好請代理店縮短貸款買賣的歸款時間，從原本的60天降至45至30天。當時味素公司怕特約店因此倒店，讓特約店貸款的金額都相當可觀。
除了偽造品的問題外，味素公司還要面對的是同類型商品的競爭，像是辰馬商店的「白鹿」與大阪興業會社的「食の元」。1930年10月14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中新聞〈將に起らんとする 調味料界の巴字戰 味の素と白鹿と食の元 鈴木商店の對や如何〉詳細刊載了味素面臨的挑戰。當時台灣四間代理商的年營業額是一百五十萬圓，越智與吉野屋各分得三十萬，西村與桑田各得十五萬。在後面兩個類似產品的大量廣告看板、資金與販賣網的夾擊下，原本為台灣人所根深蒂固使用味素這品牌的地盤開始受到蠶食。報紙特別強調這樣的三強相互競爭的局面，讓台灣島上的調味料市場更有活力與朝氣，也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味素壟斷調味品市場的局面。
※ 本文摘自《華人大補史：吃出一段近代東亞補養與科技的歷史》第八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原標題為〈味素的物質性與偽造現象〉，作者為蔣竹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華人大補史：吃出一段近代東亞補養與科技的歷史》編者：皮國立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3/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