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慾》：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都已死去，活著的只有語言

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世界，寫作者生存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回顧過去那些被寫進歷史的種種不堪與尷尬，並不會因為一時的迴避而永遠消失。儘管人們根據親身所見所聞，乃至藉由文字描述了某些日常生活裡所謂的「真實」，但只要當權者認為它不存在，那麼它就是不存在，甚至不惜大規模掩蓋跟扭曲歷史，或者阻止人們進行任何形式的悼念。

類此飽受壓抑而被迫噤聲的窘境，相信你我都並不陌生。「Dovlatov」這部傳記電影以俄羅斯（前蘇聯）流亡作家「多甫拉托夫」（Sergey Dovlatov，1941-1990）為主角，由塞爾維亞演員Milan Marić擔綱演出，並由當代俄國大導演蓋爾曼（Aleksei Yuryevich German，1938-2013）之子小蓋爾曼（Aleksei Alekseivich German，1976-）執導，中文片名譯為《文字慾》，乃有影射「文字獄」諧音的象徵意涵。

觀看這部電影，很難不讓人聯想起早年戒嚴時代白色恐怖的蔣家台灣，或是現今看來比起1、20年前更沒有言論自由、在極權主義體制下思想審查迫害尤烈的共產中國（比如筆名「天一」的中國BL小說女作家，於2018年底才剛被中共當局以製作和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等罪名判刑10年）。

本片故事發生在夢境交錯現實的短短數日，並聚焦於1971年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前的那個冬天，同為俄羅斯猶太人的多甫拉托夫和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彼此惺惺相惜，卻一直苦於找不到發表作品的機會，並且因無法加入作家協會，意味著像他們這樣的作家，對（祖國）政府而言根本並不「存在」。

語言是唯一的倖存之物

多甫拉托夫因堅持一己理念和創作尊嚴，拒絕寫歌功頌德的媚俗文章——報社總編每每要求他的文章要有「正能量」，並且讚美那些官方認可的工人英雄——而頻遭冷眼嘲笑。

他任職工廠小報記者，收入低微，生活潦倒，妻女離他而去，被迫與母親同住一間大雜院。平日他經常夢見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當年執掌大權的蘇共總書記），以及早年在勞改營受盡煎熬的苦日子。片中他總不忘要跟朋友借錢（25盧布）幫女兒買個德國大洋娃娃。

為此感到自身「不合時宜」、深覺「歡愉缺乏而悲傷籠罩」的他，只好成天在列寧格勒的街頭四處遊蕩，徘徊於各種文學場所和爵士俱樂部，與那些跟他同樣鬱鬱不得志的詩人、畫家朋友們競相談論著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1799-1837）、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1821-1881）、維登斯基（Alexander Vedensky，1904-1941）、哈爾姆斯（Daniil Kharms，1906-1942）、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1891-1938）、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蒲寧（Ivan Bunin，1870-1953）、葉賽寧（Yesenin Sergey Aleksandrovich，1895-1927，舞蹈家鄧肯赴俄後的丈夫），乃至當時被蘇共當局視為毒草的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

而諷刺的是，上述這些前蘇聯文學史上的一眾作家文人，絕大多數若非被迫流亡異地，要不就是英年早逝（除了納博科夫、蒲寧等少數人，其他平均年齡大多不到40歲），抑或不得善終。

我記得其中一個鏡頭，自始選擇堅守故鄉和寫作志業的多甫拉托夫，某天夜裡從一處聚會場所離開後，與老友布羅茨基沿路同行，兩人輪流抱著睡眼惺忪的女兒走在街上。途中布羅茨基有感而發，對著多甫拉托夫說了這句話：「語言是唯一的倖存之物，我認為，我們這代人是俄語文學的最後希望」，儼然成為了貫穿全片精神意旨的關鍵台詞。

活在這樣一個文學失落的年代，鏡頭下的多甫拉托夫每每凝視著百無聊賴的現實，表面一副什麼都無所謂的漠然神情，只習慣在文字裡表達深邃的情感和批判的思考，強烈的疏離感油然而生。

於是他拚命掙扎度日，過完一年又一年，日復一日做著荒誕的夢，最終也只能懷抱遺憾，步上布羅茨基的後塵、遠走他鄉，直到死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竟然會受到後世廣大讀者歡迎。

從多甫拉托夫到鍾理和

恍然印象中，類似寫作者的艱困處境，以及相濡以沫的革命情誼，彷彿也曾出現在70年前台灣文學界的鍾理和（1915-1960）與鍾肇政（1925- ）兩人身上。

話說當年鍾理和曾在寫給友人的書信當中自敘他的寫作生涯：

由我開始學習寫作起，一直至今，既無師長，也無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也得不到鼓勵和慰勉，一個人冷冷清清，孤孤單單，盲目地摸索前進，這種寂寞淒清的味道，非身歷其境者是很難想像的。¹

我們寫來寫去，到底為了什麼，令人費解。社會拒受我們的東西，如果我們祇是為了寫來彼此傳觀，或者自己玩玩，那又何必？我們豈不是在做天地間最不智的事嗎？²

在文學的道路上，鍾理和一直都是踽踽獨行，其投稿獲獎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不僅在他生前無法有刊行或出版問世的機會，甚至連原稿都無法取回。彼時生活在偏僻落後的鄉村裡，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創作，也沒有同伴可與之談論文學。

直到他後來遇見了鍾肇政成立《文友通訊》，遂讓原本孤獨寒冷的文學心靈適時地注入一股暖流，也使得鍾理和的文學熱情再度被點燃。鍾肇政亦曾經盛讚鍾理和，認為在眾文友中，「兄是唯一的，最有作家氣質的人」。

其後，鍾理和以46歲辭世，被暱稱為「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的他（1960年因在修訂小說《雨》時肺疾復發、咳血而死），身後留下了包括小說、日記、書簡在內共約60萬字的豐富遺作。

而同樣一生潦倒的多甫拉托夫也只活了48歲，他在38歲那年（1978）隻身帶著一只手提箱流亡美國紐約，據說他在箱子頂上貼著一張布羅茨基的照片，箱底下則是墊著一張由前蘇聯政府發行的《真理報》。

8年後（1986）他將緬懷故國的諸多鄉愁往事，寫成了一部近似回憶錄的小說集《手提箱》（俄文原名Чемодан，英譯The Suitcase），並於卷首的獻詞引用勃洛克的詩句寫道：「縱然如此，我的俄羅斯，你依然是我心目中最珍貴的地方」。待其作品傳回俄國、由地下出版社發行，才逐漸為自家同胞所熟悉。

唉，自由，就像空氣呀！

綜觀其有生之年，多甫拉托夫與鍾理和雖不曾享有身後遲來的文學盛名，且皆飽受過生活的煎熬和無奈，也都必須被迫為五斗米折腰；但我私以為，多甫拉托夫畢竟仍較為幸運的是，在他身邊始終有一群真心相待的文學青年、藝術家好友和家人，不離不棄地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有些甚至還包括物質方面，比如其中一位畫家友人，便曾提供管道讓他兜售黑市貨品來貼補家用。

即便是在最失意落魄之時（周圍處境相似的朋友有的企圖在雜誌社割腕自殺，有的因為黑市交易被捕後在車禍中意外慘死），但他們卻可以透過各種隱喻的語言和文字，去嘲諷、挖苦當代社會的荒謬，亦可相約知交三兩人，隨便找個地方就即興彈起了吉他、開Party，彼此對酒當歌，在聚會上朗讀詩作然後把自己灌醉。至於其他的人，也都以自身不同的方式，個別抵抗著時代的沉淪。

電影裡，另有一場讓我印象極深的橋段，乃是多甫拉托夫受雜誌社所託、前往施工中的地鐵隧道裡採訪一位工人詩人庫茲涅佐夫（Kuznetsoff）。這位宣稱自己是在「地下寫詩」的男子，相當不捨且語帶憤世的口吻，談起他所曾經愛過的繆思（女孩）離開了他。

先前他原本想要買一件皮草（大衣）當作禮物送給這個女孩，但他很快又開始質疑自己「為什麼要用金錢去收買愛情呢」？後來他發現女孩竟然已經另結新歡，因此他還寫了一首詩來悼念這場破滅的愛情，而報社卻回覆他無法刊登，於是多甫拉托夫說道：「這才是寫詩的意義」！

隨之，突然發生一陣騷動，原來是其他工人意外挖出了一堆屍骨殘骸，這是二戰期間被納粹炸死的一群躲藏在此處地道內的孩童們：29具、30具、31具、32具……。身旁一位老婦人隨著眾人一邊清點遺體數量、一邊痛哭失聲地喟嘆：「他們今年本該30歲，而戰爭已經結束25年了」。

影片接近尾聲時，多甫拉托夫萎靡地靠坐在牆角，臉上滿是無奈的神情，「一切還是那麼乏味，那麼可怕，而且沒有盡頭」。想到小說可能永無出版機會，多甫拉托夫不由得灰心喪志地埋怨自己：「或許我應該改行當泥瓦匠」，妻子列娜蹲下來緊依在旁安慰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不知道還要多久，不過會好的，我們能熬過去的……」。

電影結束前的最後一個畫面，一群朋友同乘一部小汽車離開聚會現場，多甫拉托夫卻兀自爬上車頂、正襟危坐。車子緩緩駛過雪地，眼前一片白茫茫如迷霧般清冷憂鬱，他高高在上、俯視著四周路人，在那一瞬間彷彿成了街頭焦點，儼然亦是自身筆下文學城邦裡的君父。

1990年，多甫拉托夫突發心臟病、於紐約去世。在他遠行的時候，他的祖國與整個世界也正悄悄地發生著改變，包括龐大體制的坍塌和個人境遇的變故，一切都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

• 參見1997年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出版《鍾理和全集6》〈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頁95。
• 參見1997年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出版《鍾理和全集6》〈鍾理和致鍾肇政函〉，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