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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台灣音樂史的轉型正義(中):為何民歌採集運動低估了李哲洋?

李哲洋不僅是台灣早期大量譯介古典音樂書籍刊物的重要推手,更是參與19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的第一波先行者。 圖/李立劭提供
李哲洋不僅是台灣早期大量譯介古典音樂書籍刊物的重要推手,更是參與19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的第一波先行者。 圖/李立劭提供

▍上篇:

重建台灣音樂史的轉型正義(上):白色恐怖陰影下的民間學者李哲洋

儘管在求知求學的路上屢遭坎坷,李哲洋對於音樂的深愛卻仍矢志不移,並將平日省下來的錢幾乎都拿去購買音樂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舞蹈、戲劇、文學等各類書籍(特別是大量的日文書)閉門苦讀,透過自學的方式土法煉鋼、深入堂奧。日後,他不僅是台灣早期大量譯介古典音樂相關書籍刊物的重要推手,獨力編撰《全音音樂文摘》長達19年,更是參與19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的第一波先行者。

大約數年前(2014左右),我在台北某家二手書店偶然購得了一本由李哲洋翻譯、1971年「全音樂譜出版社」發行的匈牙利音樂家《巴托克》(Béla Bartók)傳記,而在書名頁上還有李哲洋當年簽贈給已故作曲家好友戴洪軒(1942-1994)的簽名題字!當時,我便特別注意到李哲洋在此書篇章的最末尾處,寫下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譯者後記〉:

當我譯到第二章的時候,時時擱筆陷入沉思,尤其每當回憶到數年前,跟劉五男君一起在東部做地毯式的民歌錄音之情景,這趟差一天就一個月的工作,雖然我們原先都決心做他一輩子,結果由於圈內人的猜忌與其他因素,就此告一段落。此前此後雖然自己也零零星星以自費繼續進行這樁工作,奈何身為一個小教員,也只能再以業餘的身分零星地做下去,哪年哪月才能夠把研究成績公佈,想到這裡實在寒心……

彷彿心有靈犀,就在2020年北藝大舉辦「李哲洋先生逝世30周年紀念活動」論壇講座上,受邀擔綱其中一場主講人的資深作家雷驤,恰巧也帶上了這本李哲洋翻譯的《巴托克》傳記,且一開場就朗讀了同樣這個段落。

按文中所言,乃指1967年7月間由史惟亮、許常惠共同發起,在救國團以暑期育樂活動為名目的經費補助下,兩人分別率領東、西兩支「民歌採集隊」從北到南,浩浩蕩蕩地展開了一場名為「民歌採集運動」的尋根之旅。在為期一個月的調查期間,他們背著簡單的行囊,扛著沉重的盤帶錄音機,深入各地偏僻的村莊小鎮、高山部落,只為了搶救並記錄當時已然迅速流失的民間音樂與歌謠文化。

1977年李哲洋簽贈給好友戴洪軒的《巴托克》翻譯傳記。 圖/作者收藏翻拍
1977年李哲洋簽贈給好友戴洪軒的《巴托克》翻譯傳記。 圖/作者收藏翻拍

「留歐派」與「知日派」的學術路線之爭

此處值得深思的是,這場由史、許二人帶頭的「民歌採集運動」背後,並非只是單純的田野調查學術研究,而是高舉巴托克(Béla Bartók)採集民間音樂作為創作素材的「音樂民族主義」(Musical Nationalism)大旗,且帶有濃厚國族意識、以音樂為政治服務的組織行動。一如贊助該活動資金的企業家范寄韻1在自印《重建「中國民族音樂」》手冊裡宣稱:響應當時國民黨政府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67)的號召,並藉此挖掘、整理和發揚「中國民族音樂的文化遺產」。

回溯1980年代晚期曾經擔任李哲洋研究助理的學者范揚坤,在2013年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舉辦「草原民歌」座談會上發表有關「民歌採集運動」的回憶證言:當年由於錄音設備笨重、可供使用的錄音盤帶數量有限,對「民歌採集」抱持有某種「潔癖」觀念的史惟亮強調應該儘量篩選最具「原真性」(Authenticity)、「純粹」(Pure)的、不受近代流行音樂所「汙染」的原住民歌曲來進行搶救保存工作。但是李哲洋卻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認為記錄這類經過現代文明影響的「混種」歌曲,恰恰明證原住民歌謠文化的時代變遷。為此,李哲洋選擇退出主流學界舞台,僅憑一己之力默默付出。

無獨有偶,當年和李哲洋同樣遭到主流學界排擠的,亦有早從1966年(7月至9月)便開始獨自進行漢人傳統音樂與高山族音樂田野調查工作,赴日攻讀東京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師從岸邊成雄與小泉文夫)的呂炳川。

在個性上,李哲洋與呂炳川皆屬於那種埋頭苦幹、默默耕耘的類型,其知識取徑主要也都是透過日語來學習、吸收,並深受日本民族誌、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學術傳統所影響,強調「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的基本態度,同時重視錄音、攝影器材和技術的專精。李、呂兩人皆傾向主張學術研究並非創作的附庸,本身即有著獨立而重要的價值。這樣的理念與作風,毋寧與當時主導媒體議題方向且擅長交際手腕、同為留學歐洲的樂壇大老史惟亮和許常惠,總是顯得格格不入。

1967年范寄韻撰述《重建「中國民族音樂」》自印本。 圖/古殿樂藏提供
1967年范寄韻撰述《重建「中國民族音樂」》自印本。 圖/古殿樂藏提供

左起史惟亮、岸邊成雄、許常惠,攝於1967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左起史惟亮、岸邊成雄、許常惠,攝於1967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登山與音樂,皆為一種精神寄託

除了畢生痴迷於音樂及繪畫藝術,李哲洋早年也很熱愛登山活動,且還不是一般在低海拔地區較為輕鬆的「健行」(Hiking),而是稍具難度、挑戰高海拔的「技術登山」(Mountaineering)。

根據1963年8月7日《台灣新生報》一則報導記載,當時李哲洋參加了救國團舉辦的高山暑訓活動,訓練內容包括貓椿攀岩、結繩爬山、單繩吊橋等,並被選拔擔任「登山技術隊」小隊長。翌年(1964)暑假,李哲洋又接連參與救國團在台中谷關舉辦「登山特技隊」培訓,完成高難度的攀岩訓練。從遺孀林絲緞與作曲家友人徐松榮的口述回憶得知,大約從這時起(1963年左右),李哲洋便開始獨自進入山地原住民部落(有時跟徐松榮同行),順便也會帶一些米酒和毛衣過去,與他們喝酒搏感情之餘逐漸搜集一些音樂素材。

對李哲洋來說,彼時勤跑登山的重要性完全不下於音樂,同樣都必須紮實付出努力,才有辦法抵達想去的地方,而這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寄託。平日他不時也會從台北萬華的二手市場,購買許多美軍留下來的睡袋、雪衣、登山鞋等各式野外露營求生用具。在他長年承受白色恐怖監控壓力,導致內心恐懼的潛意識當中,似乎早已做好打算,萬一被警總通緝,就有可能隨時準備要逃亡到深山裡躲藏起來。

左圖:1963年李哲洋參加救國團「高山暑訓活動」並擔任「登山技術隊」小隊長的剪報留影;右圖:1964年李哲洋參與救國團在台中谷關舉辦「登山特技隊」培訓,完成高難度的攀岩訓練。

 圖/李立劭提供
左圖:1963年李哲洋參加救國團「高山暑訓活動」並擔任「登山技術隊」小隊長的剪報留影;右圖:1964年李哲洋參與救國團在台中谷關舉辦「登山特技隊」培訓,完成高難度的攀岩訓練。 圖/李立劭提供

回顧早年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考量到山地情況難以掌握,為了防止共產勢力滲透,或是流亡到山上組織游擊隊,便嚴格採取「封山」政策禁止平地人進入山區活動,限縮外籍人士只能攀登玉山和雪山,而本國人民只有從事電力、水力、林務、礦業、公務員、軍警憲或享有特權者,方有機會進入山區。關於登山團體,則僅有山岳協會、救國團這類特許組織才可以從事登山活動。

正由於李哲洋擁有特殊的登山訓練背景,也很熟悉通往原住民部落的山路地形,除了民族音樂學的專業素養,本身又精通日語、客家話及台語,可以跟山地部落的耆老溝通,因此後來才被史惟亮找上,先於1966年1月(帶路)陪同史惟亮與德籍學者W. Spiegel博士前往花蓮縣吉安鄉的田浦村、東富村和豐濱村等地進行為期五天的勘測活動,採集了100多首原住民歌謠。

同年4、5月,又分別與侯俊慶、劉五男前往新竹縣五峰鄉採錄賽夏族矮靈祭歌曲。隨後更於1967年5月下旬正式加入「民歌採集運動」初期團隊當中,與劉五男兩人擔任錄音採集工作,共花費一個月時間,陸續調查台東、花蓮的阿美族30多個村莊,以及台東地區卑南族和排灣族的音樂。

及至1967年7月,在救國團與民間企業家范寄韻的資助下,由於有了國民黨青年軍出身(中日戰爭時期曾參與國民黨「東北黨務專員」進行地下抗日工作,到了戰後又加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黨政關係良好的留歐學者史惟亮坐鎮,再加上擁有留法背景、深諳媒體議題操作的本省仕紳菁英許常惠,兩人共同帶頭展開大規模密集的「民歌採集運動」,透過報紙媒體的大幅報導,可說是達到了前所未有受到大眾矚目的聲量高峰。

▍下篇:

重建台灣音樂史的轉型正義(下):流動的盛宴,李哲洋家的客廳沙龍

1966年李哲洋在五峰鄉賽夏族進行民歌採集錄音。
 圖/李立劭提供
1966年李哲洋在五峰鄉賽夏族進行民歌採集錄音。 圖/李立劭提供

  • 關於「民歌採集運動」最初的醞釀和草創構想,一開始乃是由民間企業家范寄韻所提議,李哲洋後來(1976年)在《全音音樂文摘》第五卷第一期發表〈漫談黑澤隆朝與台灣山胞的音樂——研究台灣山胞音樂的第一塊穩固的踏腳石〉這篇文末註腳裡對於整個過程做了簡明扼要的交代:「『中國民間音樂研究中心』於民國56年間(1967),因范寄韻先生讀了劉五男老師刊登在《現代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而向劉老師提議發動研究中國民間音樂,劉老師於是找上了許常惠教授,許教授又去找史惟亮教授合作,史教授便找上筆者,結果由以上五人創辦。創辦當初,言明筆者與劉五男老師負責田野工作,其餘三人負責行政與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另聘有若干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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