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在濫訴？談法扶法新增「防檢濫訴條款」

吳忻穎 20 Mar, 2019

2016年，時任台北農產總經理韓國瑜，前往臺北地檢署按鈴控告段宜康誹謗。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頃聞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新增《法律扶助法》第34條之1規定，「檢察官濫行起訴或上訴，應由該管檢察署負擔法扶支出費用」，提案人段宜康則表示，此舉代表「地檢署要為檢察官蒐證不足、濫行起訴承擔責任。」消息見報後，引起檢察官群體譁然，對民代這樣的指控感到滿頭霧水。

對於起訴定罪率超過96%、一整年都沒有收到無罪判決的檢察官而言，當然不怕立法委員這種欠缺法理與實證下的胡鬧修法。讓人感到憤怒與諷刺的是，被這些掌握立法大權卻不懂法律、喜歡帶記者到地檢署濫告、濫用申告制度的政客指責「濫訴」，是對檢察官最大的羞辱。

相信我，檢察官是全臺灣最痛恨濫訴的人！

講到濫訴，全國各地檢署檢察官們擋下的濫訴案件還不夠多嗎？

以筆者於新北地檢署每月高達上百件的承辦案件為例，約8成不起訴，這些案件中，大多都是純粹民事糾紛的假性財產犯罪（參見〈地檢署不是免費討債公司——回應「台灣是詐騙共和國嗎」〉）、警政專案績效制度與「破案壓力」下的浮濫移送案件（例如為了達到特定案件的「破案率」，將根本不是行為人的第三人當成犯罪嫌疑人移送；又例如為了「績效」達標，將顯然不構成犯罪的行政罰事件當成犯罪移送，一年四季還有各類不同的專案，例如青春專案、各種治標不治本的查緝政策）、精神疾患者出於病發下的幻想、某些偏執人格者的濫告案件、事業經營者與客戶之間消費爭議的濫告案件等。

還有一種案件，「好發」於選舉期間，競選者之間互相攻訐，又互告妨害名譽、違反《選罷法》、恐嚇、詐欺……等五花八門的罪名。甚至還請競選總部工讀生、支持親友一起匿名檢舉，地檢署的總機因此癱瘓，鎮日佔線佔好佔滿。

臺灣的「政治傳統」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不太一樣，從政者不太喜歡讀書、講道理、端出踏實的好政策，只會打口水戰還有演戲，最擅長的就是帶媒體到地檢署門口「按鈴申告」，把司法公署當成他的記者會場地與作秀舞台。只要稍有一點實務經驗的廣義司法人員（包含廉調機關調查官與調查員、各縣市警察局偵查隊員警等司法警察）都知道，每逢選舉季節，檢警都會被這些政客的做秀大戲給癱瘓，大量「假的選舉案件」湧入地檢署，檢察官忙著寫不起訴處分書，並應付這些政客的申訴、陳情、再議。

選舉期間胡亂檢舉對手、選後選輸告對手，這就是臺灣的選舉文化，毫無君子風度可言，而且什麼罪名都能告。最可笑的罪名大概就是提告「恐嚇」了——這些政客天不怕地不怕的，還三不五時指派手下前往派出所找麻煩、干擾司法警察辦案，甚至對法務部頤指氣使、過問地檢署個案的案例，這些掌握權力的政客有可能被「恐嚇」？

依照他們對於「恐嚇」的定義，也許說政客結合追求點閱率的媒體「恐嚇」司法、「恐嚇」警察、「恐嚇」民眾還比較中肯一點。畢竟，誰看過那些政客胡說八道的書狀？哪個公務機關遇到不講理的媒體報導不會「心生畏懼」？

由於我國「國情特殊」，導致檢察官每個月少則收50至60件案件、多則120至130案件，還要防堵警政績效制度引發的違法問題、處理某些「VIP常客」大亂地檢署、阻擋政客干預司法。此外，地檢署如今也窮到付不出郵務與鑑定費用，連掛號費、3,000元的車禍鑑定費用都付不起，更遑論執行科執行保安處分（根本預算不足）與辦公環境惡劣。以筆者辦公室為例，卷櫃的隔板被卷宗壓垮，迄今都無經費修繕。更慘烈的是，認真的檢察官與其他同仁（書記官、法警等）每月超時加班的加班費迄今仍付不出來，超過一定時數的加班時間，就成為「做功德」。

在這種濫訴滿天飛，辦案資源捉襟見肘的環境下，我國幾百名一審偵查檢察官仍必須承擔《刑事訴訟法》「起訴門檻守門員」的重責大任，將大量濫訴案件擋下來，起訴定罪率超過96％，堪稱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奇蹟。

可笑的是，這些政客不自我反省、不讚嘆我國檢察官是防堵濫訴大功臣就算了，還以為惡搞、汙衊檢察官，就可以補足法扶亂花錢產生的「資金缺口」嗎？

法扶真的沒錢？地檢署更窮困！

在討論法扶經費問題之前，建議大家仔細審視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的標準，包含扶助案由、內容、偵查與判決結果等。在實務上，卻不乏有開名車販毒、人口販運營利集團（賣淫集團）、全身上下都是名牌的白領犯罪者申請到「法律扶助」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案件；這些有錢人，透過犯罪賺好賺滿，難道請不起律師？國家還要浪費納稅人的錢幫他們請免費的律師，合理嗎？

這類案件，不要說法官、檢察官，很多律師也都看不下去，而且已經不是司法圈內的「秘密」。請問法律扶助基金會真的有在認真審核嗎？有錢人固然有辯護權，但是國家資源應該這樣用嗎？

再回到立法委員提到的「濫訴」。筆者與其他檢察官同事有不少案件的濫訴告訴代理人就是法扶律師，甚至還有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無新事實、新證據重複告訴而簽結的案件¹。筆者擔任檢察官經驗中，最經典的一件法扶濫訴案例，便是法扶律師幫精神病患濫告主任醫師、醫師、護理師、社工員的案件，一時間蔚為法界與醫界笑談。

一位具有精神病史的患者甲前往某醫院精神科就醫，跟醫師A說身上只剩300元，且沒地方去，醫師A便好心協助聯絡社會局，社工師B到場了解後，聽說甲想要自殺，又立刻聯繫醫師A，經評估後，由於甲曾有自殺行為，且表示自殺的意願，甚至在不自殺書面約定上記載「我做不到」（意指做不到不自殺），因此醫師A讓甲簽署自願住院同意書而住院。

住院期間，甲的家人乙曾經數度前往探望，主任醫師C表示家屬前來辦理手續，確保甲的安全即可出院，然而甲兩度向家人乙表示還不想出院，甚至將一大堆「家當」、盆栽搬來放在醫院病房，還要求主任醫師C及相關護理人員「幫忙澆花」，讓眾多醫護人員感到困擾。然而醫護人員還是包容，主任醫師C甚至還幫甲「照顧盆栽」。

詎料，甲後來出院後，竟然提告社工師B「妨害自由」等罪名，經地檢署不起訴處分，再議駁回確定。「2年後」，甲不知道又受了什麼刺激，一口氣又再度向地檢署提告A、B、C、還有一個無辜的護理師D「妨害自由」，告訴狀內容充滿與事實不符合的「幻想」情節，令人啼笑皆非。

這樣的案件，法扶不但不審酌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反而指派律師充任告訴代理人濫告醫師、護理師、社工師。而該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詳載真正（而非幻想）的事實後，告訴人又提起再議經駁回。

在這件案件中，雖然檢察官調查相關資料後，沒有傳喚被告A、B、C、D到案而直接不起訴，但大家知道在這個程序中浪費多少資源嗎？

警察接獲報案製作筆錄、地檢署發函向好幾間醫院調閱病歷資料、醫院要影印病歷提供給地檢署、檢察官耗費時間研究病歷資料與護理紀錄等內容、寫不起訴處分書、花費郵資送達書類、告訴人不服提起再議而將卷宗送往高等檢察署（分署）、高等檢察署（分署）檢察官研究卷宗資料寫處分書駁回再議……。

這樣的案件，算不算濫告案件？而告訴代理人便是法扶律師。造成的結果是，納稅人的錢被用來浪費司法資源，類似的情況層出不窮！請問：立法人員是不是應該也修法，讓司法資源無端被浪費的地檢署、被濫告的被告（例如上例的醫師、護士、社工師）向法扶、濫訴人求償？

再以立法委員批評的「濫行上訴」為例，請問各位立委是否沒有進行實證研究？大家知道有一種上訴，叫做告訴人請求上訴（《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請上」案件）嗎？實務上大多請上案件，是告訴人對於刑度有意見而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中也不乏法扶律師具狀請求上訴的案件。

當然，這是告訴人的權利，偏偏有些民眾欠缺法治觀念，也不管行為輕重，在他心目中，只要得罪他、罵他幾句髒話、發生個小車禍，就期待法官「重判」，不然怎麼判他都不滿意。面對這種請上案件，如果檢察官認為無理由，還要寫非常多具體理由簽請檢察長核可，偏偏上訴期間只有10天，因此大多檢察官只好選擇摸摸鼻子幫告訴人上訴。如果法院判決駁回，地檢署是不是也可以回頭向告訴人、法扶收取「撰寫上訴書」的工本費？

各位立法委員，地檢署的「窮困」，早已是司法界公眾週知之事實，這樣的修法，也填不平法扶長期以來扶助浮濫的缺口，單純只是對於檢察官的羞辱而已。當我國政客在幻想檢察官「濫訴」時，我倒想問問他們：

請問偵查中各項鑑定包含精神鑑定等費用，何時要給我們？
請問保安處分（特別是禁戒處分）經費²，何時要給我們？
請問每天無薪加班的加班費何時要給我們？

喔對了，筆者辦公室裡那個被卷宗壓垮的卷櫃隔板，何時有預算可以修繕？

政客濫訴案件不起訴處分的「隱藏版」理由

當立法委員在指責檢察官「濫訴」，甚至不惜以立法的權力來羞辱檢察官時，有沒有反省過自己為地檢署帶來多少濫訴案件？有沒有反省過自己告了多少政敵、反對你的民眾，迭經不起訴處分？

各位喜歡濫用司法、媒體作秀來達到政治目的、欺負民眾的政客，當你們收到大量浮濫提告「妨害名譽」的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欄裡寫了看似文謅謅的言論自由等理由，讓你們覺得很不服氣，還提起再議時，知道許多滿是無奈的檢察官，內心不起訴處分的「隱藏版」理由是什麼嗎？

人民評論政治，並不會造成公眾人物名譽之損害；而我國政客如若名譽有何損害，大多係其多行不義而自取其辱，怨不得人民。觀諸全世界各已開發國家，有哪些值得尊敬之政治人物，動輒率領媒體前往地檢署濫用申告制度作秀？本案告訴即為一顯例。這不是濫訴，還有什麼才是濫訴？是以，如本案告訴人名譽有何損害，係其自作自受，與被告所為無涉。

什麼樣的人民素養，就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客。一個民主國家如果走向地獄，勢必是集體平庸的邪惡所致。文末，想要請教一個攸關我國發展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