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背後的「血汗司法」，遙不可及的「精緻偵查」

吳忻穎 23 Oct, 2020

近來警政體系「專案績效」的要求引發警界諸多討論，日前並有媒體以〈警政署專案連環「榨」！基層警爆出走檢怨品質太差〉入標報導，並指出：「警政署近來規劃各類短期專案，造成績效壓力，基層刑警不堪長期壓榨，爆出走潮；各地檢署檢察官也對專案期間移送的案件大罵：『品質越來越差！』重新檢討專案制度，已到刻不容緩地步。」

不少有心推動改革的警察實務界與學界友人見報後，與我討論該報導內容所點出的警察基層工作的問題，以及連帶引發檢察實務工作中壓垮偵查動能、影響司法品質的嚴重負面效應。事實上，該報導內容早已不是「新」聞，而是警界與司法實務界眾所周知的事實。逐漸惡化的案件品質，也是我過去擔任檢察官工作所面對的「日常」。

這一年來，新北與台北市均有不少基層員警、警官陸續與我討論巧立名目、換湯不換藥、變本加厲的專案績效之惡——「長官們什麼死人骨頭績效都要」「弄成這樣，誰還有好好辦案的靈魂？」「刑事圈都快沒人待了，北部幾乎一半都放剛畢業的進來，什麼都不懂，案件也很粗糙」「基層單位的主管也只能嘆氣」——這是許多覺醒的基層警官、警員的心聲。

除了雙北市警職人員的抱怨，這幾日也有在其他地區擔任法官的友人與我分享辦案心得。他從近來檢方起訴的毒品案件卷宗中，發現有些警察單位會將同一案件事實切割、包裝後重複「以不同的罪名」移送，甚至以錯誤的重罪罪名來賺取績效核分。幸而檢方及時發現而將案件併案處理，沒有發生重複起訴的疏漏。然而，同樣的證據，卻出現了數宗一模一樣的警方卷宗，配上不同的移送案號，徒增檢方分案困擾，浪費紙張與司法資源。

一年前「警察績效制度公聽會」提出的問題

去年9月，由立法委員張宏陸辦公室主辦、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下稱「警工推」）協辦的警察績效公聽會邀請我出席，希望我以檢察實務工作以及警察法規的觀點，提出批判與改革意見。

在該公聽會中，成員為警職人員的「警工推」便從第一線員警的觀點提出許多問題，包含「績效壓迫警員違法偵查是通案」「八成警察會為績效冒險追車」「對制度缺乏信任導致派出所長與刑事人員短缺」¹。會中，亦有警界人員沉重地提出，專案績效導致辦案品質不佳、誘使警察違法辦案的具體個案問題。在警工推的報告中，亦直指警界所周知的負面案例——引發新北警違法「騙票」案²的「斬手專案」——便是專案績效之惡的顯例。

我也認為目前警政體系問題眾多，嚴重影響基層員警的工作環境與辦案品質。在我提出的諸多問題中³，又以專案績效的問題最為嚴重，例如「製造」大量不起訴案件癱瘓地檢署的「青春專案」、瘋狂又治標不治本的毒品查緝政策，最後導致血汗的刑事司法。這些被硬生生製造出來的案件，不僅其中有大量案件品質不佳、證據不足無從起訴，更嚴重的是誘使員警違法、羅織罪名，已經到達破壞刑事程序正義的地步，必須立刻改革。

在該公聽會中，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發言時也認為如果要考評員警表現，應該要跟起訴率與有罪判決率做連結，也就是要看辦案品質，而不是只看績效數字。然而，目前的實務狀況與以上理想背道而馳，反而是有移送就有績效、有功獎，也不管最後結果、不管品質。

我在會中則提出質疑，其實追逐績效、依照績效來給功獎，對於追求刑事司法正義的公務體系而言，是很奇怪的事情。難道對於公務人員而言，薪水不夠嗎？薪水不就是認真做事情的對價嗎？身為一個公務人員，如果只有功獎才要辦案，那反而才是不適任的公務員。盲目的專案績效設定，是否意味著警政體系預設警察是眼中只有胡蘿蔔的兔子，有胡蘿蔔吃，才願意辦案？

警政署刑事局代表在該會中則滿口應好，宣稱警政署「研議改革」「逐步取消專案績效的設定」。然而一年過後，許多基層員警紛紛告訴我：「改革都是喊喊口號」「我覺得今年詐騙、毒品、賭博專案，比去年多了好幾倍」。本文首揭的媒體報導亦指出：「警政署下達全國各警察機關5月起到10月底，長達6個月的毒品專案；未料，9月底又新增重利、掃蕩地下錢莊與治平專案，本月8日再新增公共場合涉毒專案，大大小小專案一波接一波，讓基層刑警吃不消。」

數字不是政績，是愚民

專案績效之惡，是警界人盡皆知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基層員警都深受「被逼績效」之苦，更是多數員警不以為然的惡制度。問題是，既然人人詬病，何以無從改革？關鍵在於作秀愚民以及醬缸風氣。

人民法治教育不足，不具有媒體識讀、審慎思辨的能力，只會跟著執政者公布的數字、作秀影片、媒體渲染的英雄主義而叫好時，「速食式」的政績便成為執政者的愚民手段。早在2018年，施家榮檢察官便以〈警方績效制度背後的政治常態〉一文點出：「我們可以看到在安居（緝毒）、斬手（詐欺）及青春（少年）等各種警方專案執行後，行政院長就會出來頒獎表揚，總統公開談話時也會多加讚賞，警方專案的數據因而成為執政者的政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警官們的升官之路看的不是能力，而是「媚上」的功力時，那些腦中只有官位而沒有良知的警政高層，必然為了媚上而欺下，制定大量背離偵查學與刑事訴訟實務的專案績效目標。

促使這股風氣更加糜爛的便是警政體系內的「醬缸風氣」，長期以來專案績效的追逐讓不少實務工作者習以為常、久居體系醬缸不覺其臭，反而還讓某些「戰警」在績效臭氣中尋找「功獎小確幸」，透過數字來愚弄民眾，從而造就警界高層平步青雲的升官之路。

於是，警察人員為求升遷或獎勵而瘋狂地追求績效，製造大量虛假的數字來讓民眾看新聞而高潮，活在虛假的「治安安全感」中。大家看到了數字，卻看不到這些數字後面血汗的刑事司法工廠，大量證據不足而不起訴，程序違法導致證據排除而判決無罪的案例。

被犧牲的正義

「司法改革」的議題，這幾年來屢屢成為政治人物在選舉期間開出的支票，甚至藉此轉移不滿民眾的焦點。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我便投書提出建言，分析刑事案件的產生、偵查中檢警角色分工關係、審判中的檢辯攻防、當今司法的困境，希望主政者能夠「從刑事訴訟及證據法則實務來務實的討論司法改革」：

如果想要進行刑事司法實務的改革，就應該從刑事訴訟及證據法則實務來務實的討論司法改革，去思考一個案件為什麼會爛掉？為什麼會有冤判？全面性的檢討當今教育體制的法治教育、第一線的司法警察素質、建立使檢察官具有客觀獨立性的檢察體系文化、法官對於偵查法官與審判法官角色的認知與使命感等面向。

我也提出調查程序與蒐證品質的參差不齊，是我國第一線司法實務的頭痛問題。如今三年過去了，本文首揭的新聞仍然指出同個問題——現職檢察官認為「專案移送進來的品質真的很差！」「為了績效打鴨子上架草草移送」「沒有營養的專案太多，讓檢方一直在做白工，落到最後只能結案，寫不起訴書，造成惡性循環。」

今年2月，我又於〈分數下的「正義」：警政績效制度，一場遊戲一場夢〉一文提出沉重的疑問：「如果數字代表的是「正義」，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正義竟是如此廉價？」遺憾的是，半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依舊無解。我們看到的是警政體系更加瘋狂地績效追逐，一方面承受著在催逼績效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看到升官、功獎而集體麻痺。

至於人民呢？習慣了膚淺的新聞、戲劇化的作秀影片與網紅直播，沒有興趣思考一個法治國的刑事正義到底是什麼，只能嗷嗷待哺地等待執政者與警政高層餵食「作秀」數字。於是，我們離「精緻偵查」的理想，也就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