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分局之亂：高層「震怒」後，仍不見光的警界黑暗面

吳忻穎 04 May, 2021

台北市警察局在沒有知會檢方的情況下，向媒體公開「松山分局黑衣人事件」的監視器影像。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今年4月發生兩起深具反差諷刺性的警方違法執法事件：在中壢分局「很蠢」事件中，一名音樂老師質疑盤查合法性，在被激怒情況之下脫口「很蠢」，警員便以「侮辱公務員罪」為理由逮捕該名音樂老師「捍衛警察尊嚴」（關於該案的執法爭議請見拙文〈中壢分局「很蠢」之爭：談警察盤查發動要件與妨害公務罪）。

然而，幾乎同時間，警界傳出一則引燃輿論怒火的醜聞——松山分局黑衣人事件，報載該分局一名教官酒後在外與人口角衝突，導致「黑衣人」闖入中崙派出所毀損電腦螢幕，然而該分局疑似未依法查辦，反而與「黑衣人」握手言和、大合照。

更荒謬的是，派出所一開始對外宣稱因前一天停電，導致監視器沒有錄到影像，其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陳嘉昌改口，稱監視器有錄到影像，但被許姓前派出所長「不小心誤刪」，但因「懷疑其動機」，因此該分局將前所長依疏縱人犯、湮滅證據等罪名移送地檢署偵辦。

以上兩起事件，前者警方在盤查合法性充滿疑慮之下堅持上銬、逮捕音樂老師，宣稱捍衛執法尊嚴；但面對疑似有黑道背景的「黑衣人」時，卻滅證、握手言和，截然不同的「執法標準」，不但引來輿論「欺善怕惡」之譏，更有不少學者、實務工作者對於此等情形提出批判。

除了執法標準與「吃案」疑雲外，警界高層面對此醜聞事件，除了違背常理、不斷改口的說詞外，還有一連串的「震怒」、不同派系的警官透過媒體報導隔空交火、在不顧偵查進度、未徵得檢察官意見下擅自曝光監視器影像，有意無意的引導媒體報導方向，使得媒體與輿論淪為警界高官的官位爭奪戰、政治惡鬥的工具，對於真正的體系文化問題卻顧左右而言他。這一連串「震怒」聲裡的媒體操作也讓人如墜五里霧中，深深擔憂我國警察體系距離「務實改革」越來越遠。

監視器「誤刪」背後的馬屁文化

本案目前在偵查中，因此本文不對黑衣人衝入派出所砸電腦、警局監視器檔案「誤刪」等事件之個人責任以及事實，做過多的分析與揣測，僅就與此有關的警界文化提出評論以及改革芻議。

台北市警局第一時間對於監視器畫面消失的說法是停電，沒多久後又改口稱「誤刪」，然而只要有擔任過正副所長、分隊長或隊長以上主管職的警官一定都知道，在「通常」的情況下，駐地監視器內容如果要「誤刪」，要經過好幾道程序——輸入使用者、密碼、確認、再次確認等——如果一個警察單位的檔案可以隨便刪除的話，那麼這個單位的管理與確認機制應該要好好檢討了。正是因為上述的說法太過荒謬，警界內部人都看不下去，於是沒多久後，警局便將所長與副所長移送檢方，由台北地檢署偵辦。

究竟所長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刪除這些檔案，這是北檢檢察官應該調查的，在偵查結果公布之前，我們也無從揣測。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警方可以在短短的幾天內一再改口，臉不紅、氣不喘地對著媒體與社會大眾說出「停電」、「複製時誤刪」、「不小心格式化刪除」等顯然違背常理的謊言？這恐怕要從警政高層長期以來的公關文化來觀察。

我國警察公關單位長期以來除了透過「小編」進行各種誇大與洗白的宣傳、推出「按讚記嘉獎」的浮濫獎勵機制以提高點閱率外，更常與媒體相互為用，警方將本應偵查不公開的案件內容透漏給媒體，而媒體也適時提供警方「大外宣」的廣告：媒體為了套交情，利用傳媒的力量替警方做宣傳，更離譜的是，在警方違法或出現醜聞時，給予美化包裝，把黑的說成白的，愚弄大眾，拋棄了身為第四權應有的社會責任。這種互利共生的「警媒關係」，早已是警界與媒體界公開的秘密¹。

正因為警政高層長期以來習慣操弄媒體，而民眾也傻傻地將媒體的虛偽或誇大報導信以為真，滑著手機、敲著鍵盤跟著高潮，警方更把這種指鹿為馬的公關操作手法視為理所當然，直到這起黑衣人事件的醜聞發生，仍然想要如法炮製對媒體說謊，不料，夜路走多了終於遇到鬼，吹牛過頭牛皮終於吹破。

更嚴重的問題是「警界文化」：長官的指令時常欠缺法源依據，也與偵查學理不符合，下達指令時不透明，動輒用「暗示」的方式要求超越法律行事。靠著官場文化的淫威，想升官的人無所不用其極的「揣摩上意」拍馬屁，為了官運亨通，不把「程序正義」當成一回事，一旦被檢方或外部人發現違法而查辦、告發時，內部倒是異常的「團結」，不分是非的「互挺」。在這樣惡性循環的醬缸文化之下，有心依法好好辦案的好警察便逐漸磨滅熱情；懂得揣摩上意遊走法律邊緣甚至偷偷摸摸違法之徒，反而官運亨通。

一旦東窗事發時，警界高層便會揮出「次元切割刀」，斷腕求生，反正所有的指令都是不透明的暗示，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明確指向高層——違法是升官的終南捷徑，這條捷徑面對的是可能被切割的風險，也可以說，我國警界升官之路，淪為一條賭徒之路，走得越來越歪斜、越來越扭曲。在偷雞摸狗、欺上瞞下時，不但不是捍衛警察尊嚴，反而是將守護法治國的警察榮耀踐踏於腳下。

當然，討論體制文化，不是為個人行為開脫，因為體制文化不是公務員犯罪的理由。我們都知道公務人員應該具備守法的良知，然而，身為法治國家的公民，是不是應該在這些事件中，思考體制文化所造成的違法誘因，並予以防範呢？而我們的內政部、警政署等官員們，該做的事情又何止「震怒」而已？

在這起事件中，警政高層一再說謊、互打口水戰，但始終沒有提出有建樹的改革方案，背後隱約透露的是深不見底的池水，如果我們只是招來輕輕的春風，吹皺一池春水，那麼底下藏汙納垢的黑暗面，在風平浪靜之後，仍然不會見光。

「掃黑」、「達成率」績效大戲背後，其實是一句「惹不起」

諷刺的是，警政高層長期以來在媒體前作秀製造各種公關形象：「掃黑」、「查槍」，風風火火洩漏密錄器畫面上演「愛與鐵血」的戲碼，或是透過媒體展示一整排的「毒品」與「槍枝」畫面、攻堅影片、甚至違禁物品的製造過程，讓人疑惑這些圖片或影片的目的是法治教育還是引誘犯罪。

只要有偵查實務經驗的人都知道，每年的「掃黑」、「查槍」專案期間，警方推出大量少年、輟學、無業的年輕人作為祭品，連少數人酒後衝動的打架滋事，都被當成組織案件「鐵腕」查辦，「治平專案」宛如成為警方績效大賽的集點遊戲²，在大眾眼前轟轟烈烈的傾情上映。

而民眾不知道程序的合法性、不知道「偵查不公開原則」的意義、也不知道這些宛如八點檔大戲的新聞案件背後，證據是否足夠起訴，卻集體在電影化的新聞和粉專中以為那是正義的化身。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真正的黑道勢力遊走在政商白道之間的關係呢？

在這起松山黑衣人事件中，涉案警官們一連串不斷改口、撲朔迷離的發言，讓我想起過去擔任檢察官期間承辦一件槍砲案件所發生的「插曲」：我發現槍手背後似乎有組織或黑道勢力，於是找來承辦分局主管警官等人討論跨轄追查組織勢力的可能性，但我「挑錯時間」了，當時並非警方掃黑專案期間，分局對追查組織犯罪興趣缺缺；這樣也就罷了，某位警官還告訴我「挑錯對象」了：「檢座，不要追了，那個對象吼，妳和我都惹不起。」當下把我氣得七竅生煙。³

容我提醒各位，被某警官「勸阻辦案」的我，當時的身分是檢察官，所以還有當面糾正該警官錯誤觀念的機會。如果是有心辦案卻「不慎犯了權力利益大忌」被迫吃案的承辦員警、或是其他目睹長官要求吃案的旁觀基層員警呢？

至於什麼樣的對象，是警官口中「惹不起」的對象，松山分局前分局長對媒體的發言便特別具有啟發性。他在被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後，接受媒體訪問時，便公然表示：「我相信很多曾經擔任刑事高階警官的人，誰敢說他不認識幫派大哥？」門外漢可能會疑惑：幫派大哥不是警方應該查辦的對象嗎？為什麼他能夠如此堂而皇之地說出這種話？千萬不要疑惑，這位警官只是不小心吞下「誠實豆沙包」，而講出了警界內部生態的秘密罷了。

那個對象吼，妳和我都惹不起。
——《扭曲的正義》第150頁

刑事出身的分局長……認識各大幫派帶頭的、領導階層是司空見慣。
我和○○幫幫主確實認識，而且熟。
刑事高階警官誰敢說他不認識幫派大哥？
——松山分局前分局長的發言

踐踏「警察尊嚴」的，是無視法治國的體系文化

除了「誤刪監視器檔案」之謎、「警官認識黑道大哥司空見慣」等笑話外，台北市警局長不願意將手機交給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調查，而眼巴巴的將手機交給檢察官，甚至在北檢開起記者會，向媒體表示：「身為警察的一份子，不要去為難刑事局……檢察官比較有公信力，願意將手機交給地檢署。」說到激動之處，還拉高分貝：「讓你們去評論，自有公斷。」言中深意，一時之間也蔚為奇談。

我們都知道，警政高層以及警方出身的立委，長期以來在國會不遺餘力的高喊「警察尊嚴」、「廢除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甚至還要爭當「偵查主體」，然而，如果他們自己涉案時，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呢？現任台北市警局長、曾任警政署副署長的這位警官，已經為各位做了很好的暗示。而真正踐踏「警察尊嚴」的，正是與政治權勢曖昧不清、違背客觀義務而不依法定程序處事的體系文化。

更有趣的是，這位局長不願意將手機提交給警政署，反而急吼吼的送交給檢察官，出言「檢察官比較有公信力」後沒多久，就在沒有知會檢方公開影片內容與範圍的情況之下，擅自向媒體公開本應偵查不公開的三段「關鍵96秒影片」，赤裸裸的違反《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10條第4項「偵查輔助機關對於已繫屬偵查機關之案件，偵查中有發布新聞之必要者，應事先徵詢偵查機關意見」白紙黑字的規定，還理直氣壯地向媒體表示：「記者會上所播放的第三段監視影像，其實並未向檢察官報告要公開，但自己認為要負責任才公開。」

然而，警政署、北市警局乃至當事派出所這一干警官，這半個月來不願正視體系文化問題並務實改革，反而不斷說謊甚至淪為口水戰、無視案件偵查進度，在未知會檢方的情況下任意公開影片，這些言行真的是身為警官應有的「負責任」表現嗎？

警察大學的校徽中，「誠」字大大的放在正中央，在升官途中迷失的警官們可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