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天恆／我們有可能真誠地為歷史上的不義道歉嗎？
歷史上有許多不義。
日本帝國曾經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中國國民黨政府曾經侵略台灣、屠殺台灣人。中國各個政權曾經侵略、屠殺周邊各個國家、不同民族。許多政權為過去的不義道歉：199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為愛爾蘭飢荒向愛爾蘭人道歉；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為奴役制度道歉；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向澳洲原住民道歉；2016年台灣總統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道歉。而德國亦曾多次為二戰泯滅人性的罪行道歉。
為過去的不義道歉似乎是必須做的：承認犯錯，並承諾以此為基礎建立更好的未來。然而，到底要怎樣理解道歉，哲學上有非常多地方可以談。以下我們將探索一個概念上的小困惑：對於歷史的不義，我們很難「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樂卓博大學的哲學家湯普森（Janna Thompson）在她2000年的文章〈道歉的悖論〉（The apology paradox）裡，指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們應該為歷史上的不義道歉；如果我們真誠道歉，就代表我們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然而，我們無法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因此，我們的道歉最多是虛偽的；然而，我們不應該虛偽地道歉；因此，我們不應該道歉。」1
為什麼會這樣呢？湯普森的想法是這樣的，首先：
1. 我們應該為我們祖先對原住民、黑人、猶太人、愛爾蘭人等惡行道歉。
2. 如果我們真誠地道歉，那我們就對於祖先的所作所為感到遺憾（p. 470）。
3. 如果我們對祖先的所作所為感到遺憾，就代表我們希望他們沒犯下那項過錯（p. 471）。
我們的祖先曾犯下泯滅人性的惡行，這是確定的，沒什麼爭議空間。而我們是祖先的繼承者，雖然祖先犯下惡行不代表我們是壞人，更不代表我們也犯下跟祖先一模一樣的惡行，但是就身份上來說，我們應該道歉。
如果我為自己的過犯道歉，我應該表達「遺憾」。遺憾包括後悔犯錯，以及希望自己沒有犯下這項錯誤。同樣地，如果我們為祖先的惡行道歉，我們同樣地希望他們沒有犯下這項錯誤，我們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不論是為自己的過犯道歉，或者為祖先的惡行道歉，如果沒有「遺憾」，沒有希望過錯、不義不曾發生，就是虛偽。
我們無法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
以上這一切似乎都滿正確的。然而，我們真的有辦法真誠地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嗎？湯普森認為不太可能。
4. 但如果我們的祖先沒有對原住民、黑人、猶太人、愛爾蘭人犯下惡行，世界的歷史會非常不一樣，而我們大概不會存在（p. 471）。
這點其實不太難想像。若你同意說，只要基因不同，是不同一對的精卵組合而成，就是不同的人，那麼你應該就會同意：若歷史改變，有太多的方式會讓組成我們的精卵不曾相遇。
舉例來說，如果蔣介石沒有被毛澤東打得落荒而逃，我兩邊的祖父、外祖父大概就不會來到台灣；如果蔣介石沒有屠殺台灣人，我的父母多半不會有他們的早年生活；如果台灣仍有固有的原住民王國、傳統領域，那就算我父母相遇，他們婚後的生活也大概會很不一樣。只要有任何的變動（甚至只是晚一秒鐘受孕），生下來的可能就是另一對精卵組合，而不是我。（更不用說，在一些情況下我的父母可能不曾相遇、甚至不曾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漢人沒有屠殺原住民、或者蔣介石沒有屠殺台灣人，我或你（或任何在1949年之後出生的人）存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低。（如果你是烙哲學的老讀者，是的，這就是哲學家帕菲特提出的「不同人問題」）
此時我們就得考量：
5.我們當中，多數人大概會很高興活著。我們覺得自己的存在是件好事。也就是說，我們會希望這個世界讓我們得以存在。
6.換句話說，我們的存在（大概）倚賴於我們祖先的所作所為，而我們對那些所做所為無法感到遺憾。這是因為如果那些事情沒有發生，對世界造成的改變（大概）會大到讓我們不存在（p. 471）。
這讓我們必須接受說：
7.因此，我們無法真誠地為祖先的惡行道歉，而我們就不應該道歉。
有沒有搞錯……
當然，這是很荒謬的結論，不道歉似乎是很惡劣的事情。試想，為什麼我國西方那個強大的國家，一天到晚要我國北方那個國家道歉。我國北方那個國家曾經犯下泯滅人性的惡行，不道歉真的很惡劣。
說人無法真誠為歷史的不義道歉，是很荒謬的。但這不代表湯普森的提出的問題荒誕到不值得思考：
如果我們認為某個論述明顯荒謬，但卻說不出它的問題出在哪，或許表示我們自己對某些東西沒想清楚。
湯普森考量了好幾個可能性。舉例來說，有可能道歉不代表「遺憾」，更不代表「希望不曾發生」。湯普森覺得這同樣也很荒謬，如果都不覺得遺憾，不覺得「希望不曾發生」，到底是在道歉什麼？
有些人可能會提議：很簡單，就讓我們同時「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以及「希望歷史上的不義發生」吧！至少很多人在道歉時，沒有把前因後果想清楚，只是一方面感到抱歉希望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另一方面慶幸自己得以存在，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存在倚賴於歷史上的不義。然而，我們現在已經把前因後果鋪陳出來了，如果還繼續抱持自相矛盾的信念，可能會讓別人很難理解我們道歉到底在道歉什麼。
另一個可能性是硬吃看似荒謬的結論：不再慶幸自己存在。
湯普森指出許多效益主義者會接受這點，畢竟效益主義者只認為整體來說最大效益才是重點，自己是否應該存在，取決於跟其它可能性的權衡。然而，湯普森認為我們之間大概大多數的人不是鐵桿效益主義者，而且也確確實實慶幸自己的存在。就此而言，此路對我們大多數人大概行不通。（當然，我自己是覺得我們確實應該進一步反省說，我們自己到底有沒有那麼特別、尊貴，以致即便泯滅人性的惡行在歷史上不斷發生，我們仍覺得沒關係。）
湯普森自己則是主張說，或許道歉代表的不是說希望不義不曾發生，而是對於「受惠於不義感到遺憾」。當我們受惠於不義的時候，我們大概會很喜歡享受到的優惠，但是會傾向於希望我們所擁有的並不是來自於不義，而是來自正常的管道。同樣地，或許我們享受自己的存在，但是會傾向於希望自己的存在並不以來於歷史上的不義。
當然，這種想法是否可以理解，似乎還要進一步討論。我們的存在事實上倚賴於歷史上的不義，而如果那些不義不曾發生，到底是需要怎樣的神蹟，我們才可能存在？如果歷史上的不義不曾發生，我們就「不可能存在」，那麼湯普森這種理解方式，似乎也行不通。
受惠於不義
無論如何，我們的存在似乎「受惠」於歷史上的不義。近年政治哲學界有不少「受惠於不義」的討論，2在這邊我無法一一闡述。
然而，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即便是「非自願」地「受惠於不義」，我們會因此承擔怎樣的「義務」？應該不是「拋棄優惠」——這等同於要我們自殺——或許我們很難真誠地道歉，那麼就「受惠於不義」來說，我們有可能承擔了相當沈重的「補償義務」。
- 本文主要引用Thompson, J.（2000）. The apology paradox.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0（201）, 470-475。
- 關於「非自願受惠於不義」，可參考Malmqvist, E. （2013）. Taking advantage of injustic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9（4）, 557-580.、Goodin, R. E., & Barry, C. （2014）. Benefiting from the Wrongdoing of Others.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1（4）, 363-376、Barry, C., & Wiens, D. （2016）. Benefiting from wrongdoing and sustaining wrongful harm.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5）, 530-552.、Haydar, B., & Øverland, G. （2014）. The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benefiting from injustic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1（4）, 349-362.、Butt, D. （2007）. On benefiting from injustice.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37（1）, 129-152.、Anwander, N. （2005）. Contributing and benefiting Two grounds for duties to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01）, 39-45.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