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投共與黨外雜誌＝叛亂？美麗島事件前後的禁書年代
專書出版的政治角力
幸好我自己也曾經在警總出版社編過《青溪》雜誌，我的老處長李世雄先生相信我的忠貞，他的一通電話要我立刻上街把發出去的雜誌，逐本撕去那篇介紹於梨華新書的文章。我和出版社的小弟，沿著重慶南路，向每一個書報攤説明，我是《書評書目》主編，裡面有一篇文章出了問題，必須撕掉，才能繼續銷售……啊，這就是台灣的70年代……（隱地，〈翻轉的年代〉）
1977年2月，《書評書目》裡有問題的文章是一篇來自香港的書評：清淮〈於梨華的新書〉。1960年代，於梨華先後以《夢回青河》、《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等長篇小說風靡文壇。1975年文革尾聲，於梨華到中國旅行探親；1976年，於梨華將中國見聞結集為《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一書在香港出版。因為文章盛讚冰心與其他「新中國」的婦女工作者，被當局視為「投共」而「冷凍」，也因此，即使是書評，都成為有問題的文章。
美麗島事件前後的查禁圖書，與對「新中國」的態度有關，也與島內的「和諧」有關。1977年9月，吳濁流《波茨坦科長》中譯本（遠行出版），便因涉及戰後的劫收以及二二八事件，被以內容不妥查禁。1978年，宋澤萊在吳濁流創辦、鍾肇政主編的《台灣文藝》發表小說〈打牛湳村：笙仔與貴仔的傳奇〉，被批評為醜化台灣社會、破壞祥和，小說集《打牛湳村》出版後，連同《台灣文藝》雜誌一起被列為軍中禁閱書刊。
1983年，宋澤萊以23頁的長文〈人權文學巡禮——並試介臺灣作家施明正〉，作為施明正小說集《島上愛與死》的序言，因為將台灣社會形容為監獄的處境，又談及監牢內的「教化」等問題，被警總認定「內容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嚴重淆亂視聽」，直接導致《島上愛與死》被查禁。
1970年代的台灣婦女運動，也同樣被當局放置在相似的脈絡裡。1976年，拓荒者出版社成立，翻譯出版美國暢銷書《性＋暴力＝？》（Against Our Will），這本考察女性受害歷史的專書，在出版後隨即遭到查禁。曾以「拓荒者」為筆名的呂秀蓮表示「那個時候從事婦女運動的難度，實在不亞於政治運動」，當時的婦運被視為「意在動盪社會，尤其製造國民黨統治階級間夫妻的反目成仇，好便利於台獨活動」。
不過，與性別相關的禁書，最常見的關鍵字還是「善良風俗」。1984年李喬在《民眾日報》連載《藍彩霞的春天》，寫身體被當成商品販賣的女性，在經歷痛苦、悲哀、認命，最後壓迫者起身反抗的故事，既是女性受壓迫，也是臺灣社會受壓迫的影射。小說由五千年出版社出版之後，官方以「妨害善良風俗」為由將其查禁。
1986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郭良蕙作品集」系列叢書，一併將郭良蕙在1963年被禁的《心鎖》重新出版，遭到二度查禁，二度「上鎖」，直到1988年才由省政府新聞處發布解禁。
雜誌的不斷刊策略
1975年蔣介石過世，同年《臺灣政論》創刊，到1987年解嚴之前，政治依然嚴峻但黨外雜誌繁花盛開：《這一代》、《美麗島》、《富堡之聲》、《春風》、《夏潮》、《鼓聲》、《八十年代》系列、《關懷》、《深耕》、《生根》、《臺灣年代》、《鐘鼓樓》、《蓬萊島》、《前進》系列、「自由時代」系列、《關懷》等接續出刊。
這時期的台灣先後經歷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觸及台灣政治議題的出版品動輒得咎，此時的政治氛圍如同黨外的一則比喻：是罩在玻璃瓶中的蒼蠅，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卻找不到出口，充滿可能卻又壓抑苦悶，黨外雜誌在出版、查禁、接續出版的情況下突破重圍。
1977年創刊的《這一代》因〈特權向法律挑戰〉的社論，遭停刊一年的處分。1979年《八十年代》因禁書與言論自由、台灣前途、民主教育危機等議題而遭停刊。同年標示「新生代政治運動」的《美麗島》雜誌創刊，多次刊載黨外活動、黨外政論，後遭查禁而停刊。
陳鼓應創辦《鼓聲》雜誌，有〈「民主牆」與「愛國牆」〉一文記錄「民主牆」與「愛國牆」論戰；宋澤萊〈該是農民說話的時候〉討論農業、農村、農民等議題；許達然〈從諺語看臺灣史〉深化本土文化，《鼓聲》在創刊號後即遭查禁。標榜「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夏潮》，強調第三世界視角與工農議題，於1979年遭停刊處分。
《春風》重視工農權益，強調「永不妥協地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和大家共同努力奮鬥」，然而1980年3月第二期則因為美麗島事件而遭停刊處分。1980年林宅血案後，7月《暖流》甫出刊即遭停刊一年、9月《鐘鼓樓》創刊號仍在印刷廠裝訂即被查扣。
面對連綿不斷的查禁與停刊，黨外雜誌發展出從監控查禁中逃逸的策略。例如鄭南榕創辦雜誌，便向親友借用大專畢業證書來當雜誌發行人，預先登記多張雜誌執照，使得1984年創刊《自由時代》系列週刊不會因為遭到警備總部停刊而斷期，陸續以「先鋒時代週刊」、「開拓時代週刊」、「民主天地週刊」、「公論時代週刊」等，換名稱不換版型，自1984年3月到1989年11月連續發行五年八個月，共計302期，歷經四十次停刊、百餘次查禁，卻依然持續不斷出刊。
隨後由許榮淑接辦《深耕》、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系列、《新潮流》等雜誌紛紛跟進此方法。黨外雜誌在查禁嚴峻局勢下闖關突圍，不因查禁停刊而斷期的行動策略，也展現了「大江東流擋不住」的氣勢。
1980年代遭查禁的還有《台灣文藝》、《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等文化雜誌。《台灣文藝》1964年由吳濁流創辦，1983年由陳永興接辦，1984年第91期「王詩琅專輯」遭查禁。這一期有林雙不〈大學女生莊南安〉、王世勛〈土地〉、明哲〈獄中回憶〉等作品，其中明哲為柯旗化之筆名。
1976年出獄的柯旗化，在書店看見《台灣文藝》有多首批判政府的政治詩，因此萌生以筆為刃的想法，除寫作支援外，另在1986年6月創辦《台灣文化》季刊，與陳芳明在美國主編的《台灣文化》雙月刊，攜手合作，互通有無。
《台灣文化》季刊創刊號以〈美麗島的春天〉為刊頭詩，期許「從此人人自由／從此人人平等」；1987年第四期因為刊登悼亡詩〈母親的悲願〉與社論〈二二八事件的反省〉觸及二二八議題，加上〈黨化教育與民主教育〉和〈國民黨會放棄校園控制嗎？〉批判國民黨政權的教育政策，遭到查禁。
當高雄「第一出版社」催生了《台灣文化》季刊，台北則有「前衛出版社」支援《台灣新文化》月刊的創辦。相較於柯旗化的「謹言慎行」，以林文欽、宋澤萊、利錦祥、林雙不、高天生、王世勛為主的編輯群更加「有話直說」。
1986年9月創刊的《台灣新文化》，既宣傳「台灣民族主義」又推動「臺語文字化運動」，陸續刊有吳濁流觸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連翹》（節選）、林雙不長篇小說《決戰星期五》（節選）、宋澤萊的臺語小說〈抗暴个打貓市〉、林央敏寫獨裁者之死的〈大統領千秋〉等小說，創下印行二十期，被查禁十六期的紀錄。
鍾肇政主編期間的《台灣文藝》（1976-1982）影響了柯旗化，也影響了呂昱。呂昱在1984年出獄前，曾以筆名莘歌在《台灣文藝》發表小說〈畫像裡的祝福〉。1986年10月，呂昱創辦《南方》雜誌，以第三世界的全球南方觀點為核心，作為學運的平臺，既讓學運發聲，也讓各種「反省」的聲音得以在這個雜誌平臺上對話。為了讓校園間的資訊更快速流通，《南方》雜誌在1987年3、4月陸續編製《南方增刊》免費贈送讀者，引起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官群的抵制，隨即收到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公文要求停止散發。
解嚴就解禁了嗎？
1987年7月台灣本島解嚴，但直至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才終結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因此1987年解嚴，並不意味言論真正自由與民主。
例如呂昱策劃，由鍾肇政的台灣文藝社出版的《金陵春夢》八冊，由於為國民黨和蔣家如何失去大陸，提供了一個八卦版的非官方說法，因此在1987年雙十節出版後，即遭新聞局控告；1988年，《台灣新文化》因刊登史新義〈我們都是台灣民族的兒女（上）——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簡史〉與林旺〈誰的國文？誰的歷史？——從國中、高中課本看國民黨洗腦術〉，被以「散布分離意識，鼓吹台灣獨立，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違反出版法規定」為由，予以停刊六個月處分。
1988至1989年間，謝里法《重塑台灣的心靈》（自由時代出版社）、陳芳明編著的三書《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台灣》與《在時代分合的路口：統獨論爭與海峽關係》（前衛出版社）皆遭到查禁。
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台語專輯中的〈民主阿草〉一曲，歌詞寫道「歸路的警察與憲兵」，因飽含政治批判而遭禁播。同年，鄭南榕因刊登許世楷〈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被控「涉嫌叛論」遭法院傳喚，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鄭南榕在4月7日自焚，以肉身對抗政治監控與言論查禁。
1990年代發展的同志、情慾議題，也尚在解嚴後面臨監控。1995年，陳雪的第一本小說集《惡女書》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便被要求以膠膜包覆， 並標注十八歲不宜等字樣。1996年，由正傳公司出版的「國內第一本探討性心理醫學書籍」《性幻想》遭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查禁；同年創刊的男同志雜誌《G&L熱愛》，內容亦曾遭舉發。憲法賦予人民的出版自由，一直要到1999年《出版法》廢止才落實。
回首美麗島事件前後的出版來時路，出版史、閱讀史與查禁史三者相互影響，在疊床架屋的查禁法規與政治控制中闖關與逃逸，出版行動與政治突圍並進，在政治高壓下，展現出版策略的動能與接續不斷的戰鬥。
※ 本文摘自《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原標題為〈禁忌與逃逸：美麗島事件前後的禁書故事〉，作者為李淑君，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編者：張俐璇作者：蘇碩斌等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3/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