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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發展新思維:《國際橋牌社》如何影響影視產業?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第一季已完結,作為台灣首部政治劇,開播以來話題不斷,高討論度相當程度代表高收視,台灣人終於有了自己的政治劇,多年後我們再回頭看向此時,《國際橋牌社》將位於什麼樣的歷史定位?《國際橋牌社》的出現,又能為台灣影視產業帶來什麼影響?

政治劇與歷史的距離

《國際橋牌社》第一季以1990至1994年的台灣為背景,那時台灣剛脫離為期38年的戒嚴時期,報禁、黨禁一夜間成為歷史名詞,然而現實並未如「柏林圍牆倒塌」戲劇性變天,反倒更像一步接著一步緩慢邁向民主轉型,也承受了改變伴隨而來的陣痛。

儘管解除戒嚴,台灣仍亦步亦趨學習如何適應民主,因此戲劇以六位小人物作為敘事主體,分別為政、軍、媒與社會(白色恐怖家屬)這四條線鋪展開來,他們來回擺盪於威權與民主之間,並在摸索中拿捏分寸。1990年代初期是為台灣民主化鋪路的重要前言,戲劇也記錄了在那動盪時代下,台灣是何以跌跌撞撞走至今日。

此類奠基於歷史事實的半架空劇,遇上的最大問題會是——究竟該離歷史多近?太近,容易失去創作空間;太遠,則遠離脈絡,背負「誤導歷史」的罪名,傾向哪邊都是兩難。於是《國際橋牌社》選擇從一個不近也不遠但關鍵的時代開始講述,並在重要角色埋下影射元素之餘,加入全然架空的虛構人物(虛構並不代表天馬行空,可能是一群人的集體化身,而非某位特定人物)。

儘管不完全照事件先後拍攝,但確實緊扣歷史脈絡,同時安排事件主角或公眾人物的客串彩蛋,帶給觀眾猜測與討論的趣味之外,也創造社群話題熱度。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台灣記憶IP」的造夢計畫

《國際橋牌社》劇集是製作人汪怡昕提出「台灣記憶IP」的一環,預計將拍攝八季,一路從1990年代拍至現今,加上以電影形式呈現的前傳與外傳,一一補足30年來臺灣政治現場的人物群像。這是一項野心勃勃、前所未有的計畫,因台灣人對土地認同的混亂,威權時代遺緒也使我們對政治習慣性保持緘默,但生活即政治,政治即生活,台灣民主進程充滿太多前人的努力和犧牲,其實都是影視改編作品的靈感沃土。

看向最常被拿來比較的南韓,這些年來出現多少政治類型的電影與戲劇?南韓同樣在1987年邁入民主體制,也擁有相當程度的創作自由,卻能將自己的歷史事件與政治故事搬上大銀幕,使外國人好奇進而願意了解他們國家的歷史,藉此推動轉型正義和國族意識。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國家願意自揭瘡疤,外人反倒會給予尊重與掌聲,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政治劇在眾多民主國家皆是熱門劇種,遊走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曖昧,喚起共鳴與記憶的同時,也將那些不該被遺忘的人事物傳承下去。

當然,觀眾能評斷戲劇本身好不好看,諸如剪接、燈光、劇本如何好壞,但《國際橋牌社》正在做的,不僅是拍一部戲劇,若背後的困難與意義沒有被看見,便會相當可惜。當我們進入劇組創立的臉書社團,成員不乏歷史見證者與當時仍年幼或尚未出生的青年人,透過討論劇情、猜測影射和事件補充,在在都帶動不同世代的相互理解與對話,也對臺灣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

此外,導演透過詢問社團成員對該時代的回憶和見解,再將其想法放入劇本創作中,一來一回,已然進行著台灣集體記憶的再創造,此現象與過往任何台劇都有相當大的差異。

為何要做季度?

《國際橋牌社》預計拍攝八季,「季度」能是糖果也能是毒藥,例如《紙牌屋》(House of Cards)花四年拍了六季,《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則花了近十年拍八季,更不用說漫威(Marvel)與DC是如何打造自己的英雄世界觀。無論觀眾在哪個時期或因哪位人物「入坑」,往往會愛屋及烏,被吸引至作品系列的世界中。因此季度是「圈粉」的絕佳利器,也是影視作品玩到極致的商業模式。一部成功的作品系列,不但能免去炒短線的風險,其所帶動的收益規模與社群影響,絕對勝過一部單打獨鬥的「神作」。

然而,若沒有在劇本草創期就完善規劃,季度優勢便會完全喪失。相較歐美戲劇,台劇鮮少有規劃季度的習慣,導致我們看到許多成功的台劇在推出第二季時,往往會顯得劇情疲乏、喪失新鮮感等共同缺點。「選材」的前瞻性是最大關鍵,若題材本身不夠厚實,原先一部電影長度的故事被拉成十、二十集就已是極限,一旦發現第一季成功後想順勢推出續集,卻因缺少事先規劃,導致劇情線沒有埋好、重要角色被寫死,或故事發展空間不大,狗尾續貂因而發生。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通路端的責任

記得嗎?《國際橋牌社》從拍攝時期就遇上多方阻礙,題材問題導致投資方態度保守,就連拍畢後要在哪個平台播出也命運多舛。

2019年11月,串流平台巨頭Netflix與韓國有線電視網絡JTBC簽訂協議,宣布3年內將合作推出20部以上的韓劇,不僅如此,它也同樣與韓國娛樂財團CJ ENM旗下電視劇製作公司Studio Dragon簽訂類似合約。相較南韓的大張旗鼓,Netflix自從去年在台灣推出自製劇集《罪夢者》、《極道千金》、《彼岸之嫁》與今年即將上檔的《誰是被害者》之後,似乎明顯對台灣市場興致缺缺,投資方式也大多轉移為購買外國戲劇版權,外界猜測,這與自製戲劇表現不如預期有所關聯。

通路支持力道薄弱,除文化部補助的資金以外,通路自主投入的資源太少,又匱乏由內容端發動的部分,Netflix僅是其中一個案例,卻是台灣影視產業的集體隱憂。

「一夕成名」的迷思

培養戲劇產業如同「比氣長」,偶爾出現一部佳作並不意味著產業起飛,而是得思考——「台灣一年能有幾部媲美《我們與惡的距離》這般成熟的作品」或「除了《想見你》之外,我們還能拍什麼類型且具備同樣水準的戲劇」。

當我們借鏡韓國,切勿忽略他們經歷多少年的練習,有多少戲劇與電影沒有被看見,如果只看到成功作品,便一心急著達成或超越,將龐大資金一次砸到某部戲劇,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是危險的,成功了可能只是夢幻泡泡,如同過去一年出一部神劇就足以使人相信台劇起飛,但這種一廂情願式的認定不但缺乏脈絡,更別提要是失敗了,怎麼辦?

若換個角度思考資源分配,將資金給予多一點創作團隊,宛如打造不同類型的大膽作品試驗場,使台灣的編劇團隊、動畫團隊、特效化妝團隊和後製團隊都能擁有更多練習機會與類型經驗,帶動競爭性最終才能促使產業熟成。畢竟,沒有一下就到位的事,產業也不會因某部戲的成功而突然柳暗花明,因為這是一個必須不斷滾動、不斷練功的長期耐力賽。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導演制與製片制

一部電影的產製過程,擁有生殺大權的最高指揮官是誰?雖然不夠細緻,但這是區分「導演制」與「製片制」最關鍵的差別。

華語影視產業傾向「導演制」,一部作品的導演時常同時肩負寫本、選角和後製等責任,這種「一切以導演意見為最終依歸」的制度,在1980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影響下的影視產業尤其明顯,也誕生了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名導。儘管採用導演制通常能確保風格統一與藝術品質,不過因電影成功與否全然取決於導演功力,縱使容易產出國際名導,若產量不夠充沛或缺乏傳承,成功的可能終究是某些導演,而非整體影視產業。因此,也就較難以建立一個健康、安全的「產業鏈」。

好萊塢體系行之有年的「製片制」,則讓製片人取代實際執導之外的大部分責任,包含前期的市場調研、開發劇本與執行期間的預算控制與成效檢驗,乃至後期行銷與發行策略等等,以較具商業觀點的方式連結創作端與市場端。與其說是打造「作品」,更像用「商品」視角看待、包裝故事,不但增加連結資源的能力,透過相互制約,更能避免導演判斷失準的風險,也改善權力過度集中的副作用。

《國際橋牌社》便是一部以「製片制」作為執行方法的作品,劇本找來十位編劇共同合寫,第二季導演也將與第一季不同,編劇更廣納不同領域的職人,一同貢獻類型經驗。然而創作全程皆扣緊製片團隊科學化的市場判斷,配合創作者與觀眾的溝通,即便難做到一蹴可幾,《國際橋牌社》著實提供台灣影視產業一個嶄新的方向,其所發揮的潛能值得期待。

從0到1的難度

儘管第一季被外界評論張力不足或演員表現有落差等等,它的確並不完美,但就算拍攝與上片階段遭逢這麼多挑戰與困難,《國際橋牌社》仍踏出勇敢的第一步,雖不夠成熟但也在水準之上,且透過類型歷練,未來必定將一季比一季更為純熟。

台灣影視產業必須擺脫「看看……,想想自己」的階段,我們要給自己練習的機會,就像韓國不是一天就有《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種平衡政治議題與商業元素的作品,《紙牌屋》也絕對不是美國第一部政治劇,既然台灣已經比較晚才踏出腳步,如果仍面對如此不友善的對待,未來又有誰會往這個吃力不討好的題材發展?

《國際橋牌社》的嘗試是成是敗未有定論,它還不夠好,但只要觀眾給它機會,給願意碰觸此類型的戲劇機會,它們一定會愈來愈好,儘管不是成功在《國際橋牌社》,未來此類型也會出現其他優秀作品。台灣記憶商品化要從體制、通路與觀眾端共同協力,這才是台灣影視產業應當發展的方向。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圖/取自《國際橋牌社》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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