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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遺忘的,還有歌聲讓我們記住——追憶六四歌曲傷痕史

1989年5月26日,台北市5000名高中學生在中正紀念堂聲援學運,並合唱〈龍的...
1989年5月26日,台北市5000名高中學生在中正紀念堂聲援學運,並合唱〈龍的傳人〉〈四海之內都是中國人〉〈中華民國頌〉等歌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記得那年我僅13歲、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雖是有些懵懵懂懂的破碎印象,但哼著「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的歌詞,卻也能一字不漏地唱完。這首〈歷史的傷口〉本身激昂的旋律,似乎燃起了當時台灣民眾聲援的熱血,而那張經典的「坦克人」照片,更是深深烙印在當年我那稚嫩幼小的心靈裡。

日後,每當聽見人們有意無意間談起,這樁我人生中第一個密切關注的國際新聞,那個從30年前(1989)迄今仍被北京政府視為禁忌的日子。當我們還在為當晚深夜是否有人因此喪命而爭議不休,腦海裡總是斷斷續續地浮現這段透過電視轉播的新聞畫面——在天安門廣場搭設的帳篷底下,大批學生和群眾們正從子夜等待黎明前夕,一束手電筒的光映照了侯德健和他的吉他,猶然帶點青澀而堅毅地彈唱著才初譜成的新歌〈漂亮的中國人〉:

為民主的人們/團結我們的力量/醜陋的中國人/我們今天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變/一切都不會太遠。

回憶起現場歌聲的殘響、微弱的光線,彷彿迅速即被四周無盡的黑暗吞噬,卻能夠令你深刻感受到人的弱小存在和信念,並且象徵未來的希望。沒料想,當時中共軍隊已然兵臨城下,可還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們,以及發起絕食行動的侯德健、劉曉波等卻仍決意堅持下去,做個愛自由、爭民主的漂亮的中國人!

約莫於6月4日淩晨,軍隊開始鎮壓,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槍聲及坦克履帶的隆隆聲,頓時碾碎了所有人期盼改革的夢想,造成許多學生、工人與巿民死傷慘重。那一夜,四川作家廖亦武更以長詩朗誦〈大屠殺〉預言了此一悲劇。

隨後,直到今日的30年來,誠如當代中國民謠歌手李志悲憤唱道:

人民不需要自由,這是最好的時代。

每年到了這天所謂的敏感日,北京政府屢屢不遺餘力花費高昂成本,築起一道又一道脅迫人民遺忘的高牆,不僅將木樨地附近的地鐵站強制封閉,亦為此辯稱「天安門並沒有任何學生被屠殺」,彷彿這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事件從未發生過。

事實上,當年有大量學生和民眾遇難、死傷最嚴重的地區乃是在鄰近北京城西的木樨地與長安大街一帶,日後一些死難學生的家人,諸如天安門母親群體往往會到那裡去悼念。而這些異議人士、人權律師與遇難者家屬也都會被監控、騷擾,甚至限制自由。

1990年,侯德健(右一)被中共官方強制「遣返」回台。圖為該年6月其返台後的首場...
1990年,侯德健(右一)被中共官方強制「遣返」回台。圖為該年6月其返台後的首場記者會。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歌聲和氣味,乃是喚醒回憶的最佳線索

就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翌年1990,侯德健被中共官方強制安排他坐小船「遣返」回台,並且發行了個人專輯《下去不》,而這也是他歸結、回顧前半生音樂生涯的最後一張唱片。

自幼生長於高雄岡山、隸屬祖籍四川的侯德健,在這張《下去不》專輯曲目當中,除了那首「大逆不道」的同名主打歌〈下去不〉,以模仿湘川鄉音的一口唱腔對白,嘲諷當時下令開槍的中國國家主席鄧小平,裡面也同時收錄了曾被當年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改編歌詞後的〈龍的傳人〉,以及曾經作為六四當晚歷史見證的〈漂亮的中國人〉〈我們要活下去〉等歌曲。

但,此時此刻,他的語調歌聲卻已不再如早年那般激昂、高亢、豪邁不馴。取而代之的,僅有低吟悔悟的情緒、悲涼鬱悶的心境,整張唱片幾乎串成了一部聲音回憶史。連同他當年(1990)撰述出版的自傳文集《禍頭子正傳》,娓娓吐露了他在台灣、中國兩地遭受的委屈和失望,以及他無法承受當年所失去的一切。

比起一張圖片或者任何一段文字,那些不可見的聲音、歌曲,以及各式各樣的氣味,往往才是喚醒過去回憶的最佳線索。

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只有淚水/沒有悲傷/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哦哦〜最後一槍」

又譬如這首最初由搖滾樂手崔健譜寫於1988年的歌曲〈最後一槍〉,原先是為了紀念1979年中越戰爭犧牲的解放軍烈士,隨之在六四事件過後(1990)的一場《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巡迴演出中,當時崔健唱完了這首歌,旋即在舞台上說出了這麼一段驚人感言:「我們希望去年聽到的槍聲,是最後一槍」!話音剛落,台下觀眾自是歡騰不已、群情激憤……。

可想而知,其結果冒犯了中共當局的忌諱,後續演出也被迫取消,從此崔健開始了長達十多年被中共封殺的歲月。這首惹禍的〈最後一槍〉更是納入禁曲之列,連同其他本與六四民運無關,只因當初崔健曾到天安門廣場演唱慰問絕食學生的〈一塊紅布〉〈一無所有〉等歌曲全都不能再公開演唱。

1991年,崔健發行第二張個人搖滾專輯《解決》,內容收錄了〈最後一槍〉的無歌詞版本(原歌詞被大量刪減,只剩三句副歌)。有趣的是,當時完整版的〈最後一槍〉歌詞、伴隨著槍聲和崔健本人的沙啞嗓音,卻曾經出現在同年(1991)上映的一部港台監獄動作片《火燒島》電影開場及結局末尾,之後更被紀念六四的歌手不斷翻唱。(此處同樣原為紀念中越戰爭而後成了象徵六四民運的著名歌曲,亦有梅艷芳翻唱的〈血染的風采〉)。

儘管日後崔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始堅稱自己的歌和政治無關,卻仍據此強調「音樂,不能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能回避政治責任」。

大地舊日江山,怎麼會變血海滔滔

回顧以往,所有這些針對強權統治獨裁者的控訴和抗議,在六四之前,一概皆是義正辭嚴、明明白白。但在經過了六四之後,任何一切看似無關緊要的文字、歌詞或旋律,卻都有可能因此產生某種無限延伸的心理效應。

一開始由少數核心的人事物陸續向外擴散、層層牽連,最終形成了含沙射影、草木皆兵。儼然呼應了早昔島內施行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每個台灣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這句俚語。

據聞近日再度引發媒體關注者,又有香港已故音樂鬼才黃霑作曲填詞、張學友主唱的《倩女幽魂II》電影主題歌〈人間道〉,在中國各大主流音樂平台全面遭禁下架的消息傳開。根據黃霑的訪談回憶,當年《倩女幽魂II》電影拍攝時,正值六四事件爆發前後(該片於1990年7月在香港首度上映),導演徐克自是有意藉由這部電影暗諷一個忠良被害、公義不彰的社會。

劇中一副菩薩模樣的大國師「普渡慈航」(劉洵飾)乃是朝廷的護國法丈。他得寵於皇帝,號令天下,位居政治權力的頂峰。看他一出場,明明和顏悅色,喃喃說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浮世蒼生,原是一場大劫」「須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等云云高論,結果卻是披著佛祖外衣的大蜈蚣精,還能把佛經念成誘人迷惑的「索命梵音」。

平日他吸盡了文武百官的筋肉骨髓,只剩下蠶蛹般、虛有其表的一副空殼,擺在朝廷上作門面,遂令整個國家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當中。對照當時北京政權透過武力鎮壓「維穩」的現實氛圍,相信許多觀眾必然心領神會。

至於張學友在片中演唱的歌曲〈人間道〉,聽其熱血悲壯的歌詞如「少年怒/天地鬼哭神號」「大地舊日江山/怎麼會變血海滔滔/故園路/怎麼竟是不歸路」「驚問世間/怎麼儘是無道」,更是句句痛徹心扉,無語問蒼天。而黃霑本人也曾在受訪時坦承,〈人間道〉歌中所云即是指涉六四。

隨之,及至2009年,環球唱片為紀念六四20周年,於是匯集了香港20年來與該事件有關歌曲,低調地發行了一張悼念六四的獨特合輯《田》,其中就有收錄〈人間道〉。該專輯甫一推出即在中國遭禁,封面印著黑底紅線的一個大大的「田」字格(看似在監獄裡染了血的鐵窗啊!),並附上貼紙兩大張,包含五十個漢字,可由樂迷從中任揀四個字在格內填入「毋忘六四」「薪火相傳」「民主自由」等字句組合。

值此,整張曲目(共17首)以梅艷芳演唱的〈四海一心〉作開場,首句歌詞「我與你遙隔幾千里/血裡卻共有這刻記」便開宗明義道出聲援當年北京學運的立場;緊接在後的譚詠麟〈你知我知〉亦是油然暗諷中共禁令「若是問我可否將所想的封鎖/就像問我絲巾可否包一堆火」。

此外包括盧冠廷演唱的〈漆黑將不再面對〉則是獻給死難者的安魂曲;夏韶聲的〈媽媽我沒有做錯〉乃是對天安門母親的吶喊和自白;黃貫中則與當年剛從北京來港的王菲合唱〈未平復的心〉,強調「昨日的記憶沖不去」;而黃耀明的〈舞吧舞吧舞吧〉更是昂然高歌「送給那些仍被囚在黑暗中的自由戰士」;甚至就連葉蒨文的情歌〈焚心以火〉唱著「燃燒我心/頌唱真愛勁歌/人不顧身/讓痴心去撲火」,細品其歌詞放在彼時處境之下也都似乎意有所指。

1989年6月9日,藝人張雨生(左)及眾藝人在聲援天安門的活動上,高唱〈天安門的...
1989年6月9日,藝人張雨生(左)及眾藝人在聲援天安門的活動上,高唱〈天安門的怒吼〉〈中華民國頌〉等歌。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

關於六四的歌曲甚多,最普遍為人熟悉的還有王丹作詩、張雨生譜曲的〈沒有煙抽的日子〉(據說他寫完這首歌之後就已沒再抽煙);以及周禮茂改編鄭智化〈水手〉旋律,譜上新詞的〈自由花〉,勉勵港人自由終會遍地開花,每年六四集會都要演唱此曲。

30年過去了,現今重看這些歌詞,一點也不落伍,有些更還切中時弊、恍如寓言。原來歷史在某些地方,竟原地踏步。

令人感慨的是,想當年那些曾經熱血憤慨、透過民主歌聲支持六四學運的歌唱者,日後有多少人禁不住威脅利誘,非僅不願再提起自己唱過那些歌,且由反共轉為親共,甚至為事業利益而改變了立場。

一切關乎時間、記憶,以及對於歷史的詮釋,總是伴隨著歲月流轉,一代又一代地更迭,歷史的洪流塑造了不同華人社會的現狀。不禁想問,如今又有誰真正在乎六四,真正在乎所謂的歷史真相?

忽然想起喬治.奧威爾小說《1984》裡編纂《新語字典》(Newspeak)的情境描述:「所有表達同一意思的語言,使用同一個詞彙全部替換掉就好了」。據我所知,這世上仍有許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在80後、90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他們在言談當中總是倍感困惑:「六四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都被騙了,六四沒有死人」「我們在中國聽都沒聽過,台灣人提六四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渾然不知當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那轟轟烈烈的一役。

而在台灣呢?不少人會在6月4日這天在臉書換上「勿忘六四」之類的大頭貼,展現對中共極權統治的憎惡。但也有人對此抱持著「與我無關」的態度,認為「紀念六四是中國人的事」。

事實上,回溯上世紀20年代初,對比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倡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高舉的民主和科學,如今中國的科學固然「站起來了」,昔日主張思想進步的「五四」卻被中共扭曲為「愛國主義」,與此同時又公然限縮並且壓迫中國人民的思想和自由,所謂的「民主」在中國至今連個影子都沒有。還遠不如100年前的民初時代,當時的中國至少還有新聞自由,還有民選國會。

因此,在我看來,紀念六四遠比紀念五四重要。這段被中共刻意用黑布掩蓋的過去,到頭來還是得靠一代又一代的控訴、悼念、傳唱,藉此不斷逼其面對歷史,進而讓中國實行真正的民主。

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每年香港維園的燭光,就是點燃希望的真相。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在享受著前人創造的自由,享受著別人曾經付出的代價。但也正因為這份幸運,我們對於維護自由的價值理念與同理心,終究讓我們不會忘記那些還在奮力爭取的朋友,以及那些已經犧牲的人們。

圖為2018年香港維園六四晚會。 圖/美聯社
圖為2018年香港維園六四晚會。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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