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之國》的虛妄與現實（下）：妳的身體不是妳的身體

李志銘 19 Dec, 2019

▍上篇：
《獨生之國》的虛妄與現實（上）：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活著

從小在中國出生成長的美籍華裔導演王男栿，她的人生簡直就像電影一樣富有戲劇性。12歲時父親早逝，家境貧困。初中畢業的她，以自學通過成人高考，先後取得了江西師範大學英語文學學士，及上海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26歲（2011年）獲得美國俄亥俄大學的全額獎學金，讓她決定辭掉工作，負笈留美。在這之前，王男栿早已在故鄉中國，目睹了許多底層人民的生活與社會事件，她非常想要講述他們的故事，於是促成了她前往美國學拍紀錄片的強烈動機。

2016年她發表了第一部獨立作品《海南之後》（Hooligan Sparrow），影片平實記錄了海南一間小學校長聯同一位政府官員開房性侵六名小學女生的真實事件，並以隱藏式攝影機跟拍了幾位維權人士在中共高壓下進行人權抗爭的驚險過程。該片於美國日舞影展首映時，震驚了民主世界的觀眾，後來被中國禁播，卻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

今年（2019年）上映的《獨生之國》（One Child Nation），乃是王男栿的第三部新作。影片甫一問世，旋即引發觀眾兩極化的反應。有的人（主要以中國觀眾居多）認為中國的人口太多，不控制不行，而要有效地控制就不能不採取強制手段，並且質疑影片中的採訪提問有著強烈誘導受訪者直接指責計劃生育政策之嫌。

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某些強制手段的野蠻兇殘感到不安，對這項政策的副作用和後遺症充滿憂慮。此外，諸如大多西方觀眾與一些人權組織更是對之強烈譴責，批評它是對婦女身體和兒童生存權利的粗暴侵犯，亦是人類歷史上最大宗的人權迫害。

邵氏孤兒：從地方棄嬰到跨國收養

其後，隨著計劃生育的實施，中國人口在1990年至2000年代快速下降，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22，處於世界最低水平。此間長達35年（1980-2015）的一胎化政策，以強制墮胎和巨額罰款逼迫二胎夫妻就範，加上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導致「棄嬰」現象層出不窮。中國每年約有十萬名孤兒產生，其中女嬰就占了九成。

當時出現大量的棄嬰（女嬰為主），為中國各地的人口販子帶來機會。根據王男栿在紀錄片中實地採訪早期曾經從事販嬰工作的業者供稱：「以前當人們超生的時候，他們會拆掉你的房子，或是拿走你的財產，但自從國際扶養¹開放之後，情況就變了」。

村裡的人都稱他們為「媒人」（Match-maker），由於他們帶走沒人要的嬰兒，以及沒有登記的「二胎」，幫這些被遺棄的孩子們找到家。這些人口販子每個月固定前往鄉村撿拾棄嬰，以每個嬰兒兩百塊的價錢賣給福利院（即「孤兒院」），福利院買通計畫生育官員與地方警政單位偽造孤兒身分（證明這些孩子是因為原生家庭無力扶養才自願送到這裡，而不是以超生的名義被強行帶走的），最後再向海外收養者（主要是美國人）收取領養費用。

為此，導演王男栿特地訪談了當年針對海外收養中國孤兒的諸多黑幕事件，獨自進行長期追蹤報導卻遭到免職而流亡香港的中國資深記者龐皎明。他耗費了四年時間做資料搜集，之後才往湖南省邵陽市高平鎮進行一個月的實地調查。2014年，美國紐約NGO民間組織「中國婦權」將他的訪查成果翻譯成英文出版《The Orphans of Shao》（邵氏孤兒）一書。

龐皎明在書中紀錄了十二名「孤兒」的故事，最後發現他們的身分資料、出生背景都是當地官方人員聯合捏造作假。龐皎明更說，有些小孩根本就是在光天白日下被人搶走，而這些事往往都是發生在農村裡。在沒有任何監督制度下，公權力肆無忌憚，許多不法之徒得以透過福利院的媒介，跨國販賣人口，並且從中謀取龐大利益，侵害人權。

沉默是縱容惡行的溫床

看過紀錄片《獨生之國》後，最令我久久難忘的一幕，乃是早年曾在垃圾堆裡發現嬰兒屍體、從而關注一胎化政策下被遺棄的胎兒肉身作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王鵬。他以《毛澤東思想》這本書為背景，在每一頁畫上一個胎兒，全書總共畫了366個，意味著一年裡頭每天都會出現一位受難者。這件藝術作品稱之為《因果》。

「做為一個普通人來說，如果今天要你殺掉另一個人，那是需要有很大勇氣的」，王鵬在片中有感而發地質問：「特別是當年負責執行強制墮胎的那些年輕小護士，她們怎麼下得了手把這個人殺掉？她的動力來源是什麼？」

其結論就是，類似這般逼迫殺人的動力，實乃源自於長期灌注的思想。比方說「集體利益高於一切」、「個人服從集體」等，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認為「黨是永遠不會錯的」，因此磨滅了每一個人的人性、道德，還有良知。

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王男栿也發現許多人受到國家宣傳洗腦，變得扭曲。無奈的是，她認為每個社會都會有這種情況：「宣傳若取代了真相，那就不是真正自由的社會。」

由於從小就被教導愛國等於愛政府跟愛黨，直到26歲離開中國、赴美留學，回顧當年的她，王男栿深深為著自己過去的無知感到震驚。

影片最後，導演語重心長地自述：「我想要我的兒子跟我一樣有個手足，但我要自己做那個決定，諷刺的是，我離開了一個政府強迫婦女墮胎的國家，搬到了另一個政府限制墮胎的國家。表面上他們看似相反，但他們都在剝奪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

2015年底，習近平宣布鬆綁一胎化政策。巧合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曾任《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多年、自2008年起深入調查中國一胎化政策下強制墮胎等人權議題的方鳳美發表了《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這部驚世之作，該書甫一出版就被中國列為禁書。

作者方鳳美在《獨生》書中提到了當年主導計畫生育政策和三峽大壩工程的負責人宋健的一段話，看得令人不寒而慄，迄今那些自恃科技至上、篤信人定勝天的專家學者們亦當深自警醒。

宋健將他的著作《人口控制論》（Population System Control）1988年英文版送給早年曾以「人口增長模型」啟發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荷蘭數學家奧爾斯德（Geert Jan Olsder）。書裡的其中一節，宋健詳細闡述了自己對環境保育的觀點，敘述三峽兩岸在一千年前曾經是「猿猴天堂」，後來由於人口增加，導致森林遭到砍伐。

「親愛的動物們，你們要理解，人類的恩慈是有限的，我們會在動物園或者保護地給你們留下一片生的空間，防止你們的滅絕。你們應該感謝人類的慷慨與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