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舒／《無住之島》讓「習得無助」的台灣居住正義變為「習得樂觀」
1975年美國賓州大學心理系教授馬丁．賽里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從實驗中提出「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論。他發現，長期挫敗經歷會讓人產生「無力改變」的悲觀意識，一旦接受自身已無能為力，就會把努力視為徒勞無功，放棄相應行動，從而陷入「習得無助感」的消極觀。就算日後出現可能改善的機會，也一樣缺乏嘗試的動力。
《無住之島》透過政治隱身在制度身後的（無）作為，為半個世紀以來的居住生態變化提供詳實的系統性分析。論史料的豐富程度，本書堪稱一部住宅「史書」。然而，從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一路記載到2022年的租金補貼政策，本書也透露出30年過去，我們依舊困在「買不起、租不到、住不好」的萬般無奈中，難道居住已經陷入集體性的「習得無助」僵局？
住者有其屋的魔咒
回頭來看，無殼蝸牛運動未能一舉解決居住不平等，或許在於當年對居住正義的想像過於偏重在「所有權」思維，畢竟引發運動者及參與者的不滿理由是高房價，社會支持的理由也是買不起房，而政府也看準了這一點，趁著1990年房價下跌，趕忙推出兩年增建十一萬戶平價住宅的應急政策，釋出所有權回應所有權的期待，進而瓦解運動訴求，於是日後就算多次號召上街頭，社會共嗚也已大不如昔。
「所有權意識形態」（ideology of ownership），雖是華人社會的集體偏好，卻也是歷來住宅政策的主旋律。就拿1999年宣布停辦的「國民住宅」來看，從1955年設置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啟動，長達45年的國宅史先後頒布《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國民住宅條例》，再加上1975年到1989年先後推出六年國宅興建計畫，以及二期的四年計畫，總共在全台提供超過28.4萬戶平價住宅，「最大建商」之名，政府當之無愧。
以2000年初全國691.8萬戶住戶總量推估，當時國宅的總量占比為4.1%，看似不高，但是數十年的政策打造，全台到處出現由國家供給的平價宅，台南市南區一處廢棄多年的鹽田，也因為1,460戶國宅頓時升格為「國宅里」；已故總統李登輝推出一坪六萬的超低價旋風，更令老一輩記憶猶新。
作為所有權意識形態底下的政策造物，國家當起建商出售平價住宅，過去一直是滿足社會所有權的支撐主力，所以就算明令停建20年，今時今日的社會仍對等同低價的國宅有著無限懷念，包括合宜住宅、青年安心住宅，乃至近日選舉拋出的「社會住宅以租轉購」，說穿了都是國宅還魂的變體，所有權意識形態還是一整代人的共同DNA。
掠奪性包容
「居住安全感」強化了所有權的合理性，但是保值及增值的雙重利益，卻也成就了住宅的商品化，所以社會對於所有權的期待設定，除了居住穩定，更多是看上財富自由的機會。此刻，若只有平價出售所有權當作不平等的解方，也只是走回「國宅化」，但是任何以平價出售的公有資產，未來只會不斷流轉於私人口袋，價格翻倍再翻倍。
然而作者審視過去的政策後發現，絕大多數都有意無意的迴避「打房」，寧可端出青年首購優惠貸款這類討喜工具，討好集體所有權欲望，也不願觸犯擁屋者與建商的逆鱗，但是鼓勵擁抱所有權，卻可能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道德風險。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基恩加．亞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從2009年的次級房貸風暴的研究發現，許多理應無力負擔房價的中低所得家庭，在新美國夢的鼓吹下，不知不覺的淪為金融掠奪的對象，更多人被捲入房價套利遊戲後成為「掠奪性包容」（Predatory inclusion）的對象。事實上，鎖定非裔美國人鼓勵買屋的目的，不是為了糾正住宅問題，而是為了提高房地產利潤的一種掠奪行為。
誰是居住貧窮者？
鼓動全民買房，顯然只是製造了更多的居住貧窮者。
以房地產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並且將住宅視為累積儲蓄及資本利得的終南捷徑，造就了住房階級社會（housing class society），但是許多購屋者卻就此陷入長達二、三十年的居住貧窮（housing poor）狀態。
過去社會對於居住弱勢的關注對象多以無家者為主，但潛在的居住貧窮族群，反而是人數最多的「一屋族」。居住貧窮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概念頗為相似，工作貧窮意味者有工作仍陷入或無力擺脫貧困，其成因不是因為低薪，便是家庭消費嚴重超支，再怎努力工作也難以儲蓄，更無力因應突如其來的意外風險。
這些現象在居住貧窮者身上亦然，長年省吃儉用的供房，對生活的消費排擠效應遠高於工作貧窮者，其影響還會直接遞延到下一代。內政部營建署2017年委託研究《六都房價負擔能力與生育率長期趨勢探討》，證實全國總生育率與房貸負擔能力呈現負向關係；台大學者黃麗玲針對青年居住進行調查後也發現，當今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青年在購屋與租屋的負擔日益沉重，因而影響生育居住地點等選擇，進一步影響了社會流動。
不平等的連鎖
所有權意識形態，其實是改革動彈不得的主因。現今居住型態大致可分為購屋、租屋及社會住宅，三者雖分屬市場性與福利性供給，但彼此並非各自獨立的供需體系，而是相互牽動的連鎖關係。
當多數人買不起房，租屋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房東獨占權任意提高租金，租屋市場就難再有效的疏解居住壓力。此刻若有充足的社會住宅，或可勉強支應，但眾所周知社會住宅總量嚴重不足，連最弱勢者在歷經一連串的居住排除後，也會被迫流向街頭。至於能力略好者，在租屋市場若無法安穩，就只能窮盡未來資本的擠入自有市場，但是求取安定的代價，卻是陷入掠奪性包容的泥淖，淪為房貸人質。
所以橫梗在居住正義眼前的最大難題，必須同時解決租屋黑市與社會住宅，否則居住正義就只是圍繞著房價的社會爭議，陷入書中所描繪的囚徒困境：
居住權等同於財產權，若無法擁有房產就無權享有居住的穩定，也讓人民產生了「房價不能漲，否則居住權將受損；但也不能跌，否則財產權會受損」的矛盾心理。（第70頁）
擺脫無助的習得樂觀
社會的集體矛盾支撐著房價易漲難跌，打房又成為居住政策不能說也不能做的「佛地魔」，令建商、投機客更加有恃無恐。房價太貴，租又租不到也住不好，社會住宅更是一籤難求，困境迴圈交疊的居住不平等，長達三十年未解，社會自然會對安居生活消極悲觀，也對居住正義逐漸麻痺，這是否又代表我們已經步入了習得無助？
回頭來看賽里格曼。在持續累積20年的臨床研究後，他再度證明了「習得性樂觀」（learned optimism）的存在：只要有效的培養積極性觀點，就能對消極與無力感產生抵抗力，從而化解習得無助。
居住正義不存在一帖見效的解方，作為一本居住痼疾的診斷書，《無住之島》不只清晰的呈現誤診居住問題，令癬疥疾釀成錐心痛的嚴重性，也透過盤點錯誤解方，提出諸多的機會線索。
例如作者提出從「住者有其屋」轉向「住者適其屋」，意味著政策必須從「住得好、租得到」著手，引導並改變社會只想「買得起」的所有權意識形態；與此同時，居住政策的思維也應從社會福利轉化為兼融教育、健康、就業、社會平等及文化建構的社會投資，使居住正義從所有權正義，轉型為重建包容文化的一方社會空間、實踐公民發展的一項基本權力。
一如習得性樂觀，為了改變陳舊思維，《無住之島》一書提供了多處邁向積極未來的座標，倘若能夠逐一實踐，或許未來的世代在書寫下一部居住三十年史時，會有機會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改變，記載著些許的緬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