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寫韓國】三緣，語言，鑄造韓國「間差社會」（上）

在筆者之前的撰文，對於韓國人自然態度下的「有情社會」進行了反省，讓我們看到利用「形容詞」來形容一個社會，易流於相對主義的看法之外（難道日本社會、臺灣社會都是無情社會嗎？），也把韓國社會限制在歷史洪流中，視為不會變動之社會結構，換言之，是一種變形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觀看。

而今，如果問筆者要用一個「動詞」來形容韓國現今的社會，我想我會毫不猶豫的用「間差社會」一詞來統稱此時韓國社會的風氣。

「間差」如同字意上所呈現，即是強調「距離」、「差距」的社會。但這樣的社會風氣，不會平白無故出現，而是有一套得以被運作的邏輯作用其中，甚至反過來加深「間差社會」的出現，強調社會內「間差」的流動，無疑地，也跟生活在此世界內的人意識相關連上。

首先在底下，筆者舉出在韓國社會內，幾個明顯且絕對性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此處間差社會的形成以及結構。

眾所皆知的，韓國人特別注重「三緣」。除了臺灣、中國所熟悉的「血緣」之外，韓國人還特重「學緣」以及「地緣」關係，甚至在韓國語中也有出現，指稱形容出身同一門學校，互相提攜拉拔；或者是出身同一個故鄉，有人發達，也不會忘記「內舉不避親」，雇用出身同鄉的人的現象，分別以「학연」（漢字：「學緣--」）、「지연」（漢字：「地緣--」）來指稱前後兩者。

具體一點來說，乃為韓國人在大學畢業之後，來到社會工作生活，最常遇到上頭前輩發問的問題，就是「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萬一是出身於名牌學校（S.K.Y，國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所學校簡稱），莫不讓聽者有人上人、出類拔萃之感，若詢問的學長姐，也出身相同學校時，學弟妹馬上就會報上自己的「學番--」（학번，學號，多在學號前二碼標示出此人於西元幾年進入這所學校就讀）來跟學長姐「認親」，當然，在職場上，這些學長姐也都會對出身同校的弟妹特別照顧之，只因為「我們」都是出身於同一所學校。

所以，「大學聯考決定韓國人的一生」此話不假，考上好的大學，對於韓國人光宗耀祖，保障未來前途的想法，仍然是深深刻印在韓國人的心中。

繼之，「地緣」也是出社會的韓國人最常遇到的問題之一，韓國人特愛同鄉關係。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活生生發生在韓國政壇的實例。當年韓國總統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總統都曾經把政府要職給予他們的同鄉，而這種風氣太過頻繁，以致當地韓國人民將他們所應用的人才通稱為「TK幫」，也就是上位者出身的故鄉「大邱」（Daegu, 대구）和「慶尚」（Gyeongsang, 경상）故鄉兩地的簡稱；當時1988年12月，盧泰愚就職新任韓國總統，他底下的每位資深員工都有個特性，也就是都是跟盧泰愚畢業於同一所高中（地緣加上學緣），而當他的繼任者金泳三當權時，「地緣」風氣仍是盛行，因為金泳三身邊僱用的全是自他家鄉釜山地區的「一幫子」人。之後，金大中接任金泳三之後，也不甘示弱地，大張旗鼓地聘用他家鄉「全羅道」的人來取代「釜山人」。

從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身為韓國最高層的政治「上樑」都這麼幹了，即可推想出「下樑」的韓國大大小小公司在人才選拔、雇用標準時，也是八九不離十，看到「地緣」、「學緣」的發酵¹。

而這樣的「學緣」、「地緣」無形之間，也讓社會的間差變大。因為，想讓學長提拔你，首先考慮的不是這個人的能力或者是品行，而是看你是不是跟公司裡面的學長姐出身同一所學校。同樣的，想到政府、公司任職，上司先看看你的出身家鄉再做決定吧。故，丹尼爾‧圖德（Denniel Tudor），在他的《韓國：不可能的國家》（Korea: The Impossible Country，或另一譯名：《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一書內，認為南韓政壇之所以貪腐的陋習難改，特別是在歷屆韓國總統任期結束之後，都捲入貪污風暴，原因在於「受限於過於緊密的菁英人脈脈絡，以及這些脈絡之間無處不在的『人情』」，而這樣的「人情」具體來說，就是「地緣」、「學緣」（甚至「血緣」）。同樣地，在韓國當地，以寫作《韓國人的陋習1,2》兩書著名的名記者——李圭泰，也把這樣注重「學歷」的現象，列為韓國人陋習之一²。

然而，如此強調地緣、學緣的社會，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偏偏是發生韓國，而不是日本、臺灣？只因為強調地緣、學緣就是韓國文化、韓國特色嗎？

除了血緣之外，在韓國人特別喜好以地緣、學緣團結在一起的面貌，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團結是為了抵抗外來者，做好內外、你我的區分，推到最根源，這難道不是一種韓國人發達被害意識發酵的動態現象嗎？

繼之，第二點為韓國語的思維方式。眾所皆知的，韓國語體系有著「敬語」以及「半語」的使用，聽對方講什麼話，用得是怎麼樣語氣，就可以得知對方跟你想保持怎麼樣的距離，「親近遠疏、喜怒哀樂、男女老少、古往今來」的十二種成分，都可以從一句韓國語中被分析出來³。

所以，我們時常也可以聽到，韓國男女朋友交往前，往往會跟對方說「我們改說半語吧！」來作為「暗示」想與對方拉近距離；反之，萬一若對對方沒有好感，我仍是可以繼續使用著「敬語」，來「明白」暗示著對方，我想跟你保持距離的，並沒有想跟你拉近關係，因為我用的是「敬語」；從韓國語的體系中，就可以看到間差的出現，且是不可以抹滅的存在。

除非，在韓國社會內，韓國人不講韓語了。

除此之外，筆者也曾分析過「敬語」、「半語」使用的區分，不脫離「年紀」、「身份」以及「場合」三個範疇。在韓國社會上，年長者無疑地對小朋友用的是半語，表示身份、年紀的年長，相反亦是。老師對學生講話，用的就是半語，因為身份有所差異，相反亦是；在公開場合講話、演講時，不似平常與親朋好友嬉鬧打笑的場合，話者所用的必是敬語，因是場合有所差異，表現出來的語言當然就呈現不同的樣貌，藉由語言，也構造出間差社會的型態。

有趣的是，韓國人吵架時，使用的大多是半語，越是粗糙的語言，越能表達自己心中的憤怒，相較於同樣具有敬語體系發達的日語，日本人吵架時，用得是日常生活中極為少用的超級敬語型態，因為越是尊敬，越是表達自己跟你不熟，話中越是諷刺、越「酸」；若進一步和台灣人比較起來，台灣人吵架動輒問候他人老母、祖宗十八代。因此，筆者認為所以，三國人吵架，韓國人吵架是「辛辣十足」，日本人吵架是「酸濃夠味」，台灣則是「幹勁滿分」啊！

從語言的角度，我們可以回推到韓國歷史上，韓國人他們要求的是一個靜態、間差的社會。如早在西元四世紀，古代新羅時代，當時社會頒佈了「骨品制度」，將國人分為聖骨（純王族）、真骨（具王族血統的貴族）、頭骨、六頭品、五頭品、四頭品、三頭品、二頭品、一頭品等八個等級，其中四頭品以上為貴族，三頭品以下皆為平民，根據骨品的不同等級，分別制定出擔任官職的最高限度，不同骨之間互不娶，維持社會的階級，以及盡其可能減輕社會生活環境的流變性，因為對付外人已經夠辛苦了。 而這些對於官位階級的分級，在中國、日本，甚至世界各地哪個國家都有，如中國魏晉時代「九品官人法」（或稱：九品中正法）就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或者是如同日本孝德天皇於推古11年（603年），特別針對官員定出的12等級的「冠位十二階」（かんいじゅうにかい）制度等。

但相較於韓國最大的不同在於兩點，諸同中國的「九品官人法」每三年清理調整一次，變動性比較大，表現優良的上中品階層可以升往上上品階層，若是表現不好的上中品，也可能會掉落到上下品；且來到了朝鮮時代的社會，宗氏之外的人民分為「良民」以及「賤民」兩大範疇，其中良民又可以區分四個階級，分別為：兩班貴族、中人（官員妾所生的兒女）、常民（一般百姓）以及白丁（多從事低賤職業，如屠夫）；而賤民則泛指：奴隸、娼妓、賤妾所生之兒女。而這裡朝鮮時代的「良民」中指稱王朝貴族的「兩班」（양반，貴族），以一用詞用法仍被保留下來，一直到現今21世紀的韓國，仍是流傳在韓國人的日常對話口語中。

如當今韓國人多用著「兩班」來形容指稱受過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社會地位高的人。如在韓國大學內學生私底下談論教授時，也會說「那個兩班（貴族）怎麼怎麼樣……」，而少用「林教授」、「李教授」之類的用法，相較於中國現今社會，我們很少用「上上品」或「上中品」之類的詞語來評價他人，由此可以看出來，從古到今居住在朝鮮半島的人，他們所祈求的「間差」社會結構意識，被韓國語保留下來，且被揭露出來。

韓國語，注定開創了韓國人之間的格距，且作用在他們社會上。

最後，韓國人對於「職業的間差」也特別反應在語言體系上。如韓國人三人在場在互相寒暄問暖時，稱呼對方的無疑是以對方的職業、頭銜為稱號，很少直接稱呼名字；但更特別的是，若是只有兩個人的話，如在韓國連續劇中，父親叫自己的女兒（如在韓國盛行的「財團連續劇」，劇中女兒剛好是在爸爸一手創立的公司內擔任代表時），也以「金代表」或者「金社長」稱呼其子女。甚至在筆者的學校，身為一位博士班的學生，教授稱呼我時，除非是自己的指導教授，不然也多是以「陳老師」來稱呼，少見直呼其名字的。

而最典型的日常對話，莫過於當某人問你的職業時，非韓國人思維大多以「我是老師」一語回答之，強調的是「老師」這個職業；但若是韓國人思維，則是習慣連同服務的學校以及單位（特別是在好的職場工作時）一起講出來，如：「我在高麗大學教書」，強調的是「服務、就職的單位」，之後才是我的「工作性質內容」等，而這樣子的答句，無非是想形成一種「間差」，告知對方你的身份、你跟我的距離，此社會風氣，也反映在語言上，且語言也同樣的反映、建構出此間差社會。

就如同德國現象學家——海德格（Heidegger）在《路標》一書所言：「語言絕對不是人的一件作品，而是語言（自己）說」。語言它透露出韓國人存在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