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蚵豐村》的出走與返鄉：我們該如何尋找回家的路？

去年某個周一夜晚，台北中山堂的電影放映結束後，觀眾忘情鼓掌好長一段時間，燈光亮起，主創團隊緩緩走向台前，這是台灣電影《蚵豐村》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之夜。原以為很快便將正式上映，沒想到這一等，就過了將近一年。有趣的是，這似乎與片中主角的境遇不謀而合，在《蚵豐村》闖蕩數個國際影展之後，終於也回到台灣，回歸這片孕育他的土地。

望向《蚵豐村》的第一版電影預告，二分鐘長的片段沒有任何對話，取而代之的，只有幾段請示神明的保佑，穿插台灣傳統漁村場景和迷幻背景音樂，很快地勾勒出此片與大眾熟悉台灣電影樣貌的區隔。這部海歸新導演的首支電影長片，其實正巧呼應了電影欲探討的命題——出走與返鄉。

「人與空間」的舉世課題

離鄉這件事，似乎總掐住台灣青年咽喉，身處強權大國之間的小島，任何年代的台灣人總對「出走」有著遙望和憧憬，甚至成為一條不得不踏上的路途。島內亦然，從求學到工作打拚，由鄉村移至都市的無數寂寞靈魂，幾乎撐起許多創作裡的核心情感。

於是80年代我們有了《鹿港小鎮》，年輕的羅大佑聲嘶力竭大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撫慰多少在霓虹燈間浮沉的游子；於是千禧年後有了《海角七號》開頭那句「我操你媽的台北！」當成功傳奇一次次粉刷人們的都市幻想，那些在繁華邊緣尋不著棲身處的青年，只好被迫迴游。

《蚵豐村》試圖描繪的，就是這麼一位迴游青年盛吉（林禹緒飾）的故事。在台北掙不到多少銀子，反倒淪為大機器中可有可無的小零件，明明是黯然回家，卻被視作光榮返鄉的「大頭家」看待。為了自尊和面子，盛吉只得做做樣子、裝得闊氣，談著那些在都市中不屬於自己的亮麗生活，好像就能不那麼「魯蛇」一些。只是，虛胖話術或許騙得了村民的羨慕眼神，卻瞞不住最了解自身的家人。

出身於嘉義漁村的一戶養蚵人家，他們家仰賴買賣蚵仔過活，原本就是看老天心情吃飯的工作，由於產業沒落、漁村高齡化，此處顯得愈加搖搖欲墜。年輕人在都市失意，卻不願做著沒有前景的漁事，焦慮感膨脹，一天又一天更加格格不入。

不僅如此，世代衝突與溝通不良也同時引爆著。透過祖父孫三代糾結，帶出華人世界中傳統男性的故作堅強，以及傳統與現代、城與鄉，世代與世代之間的難以理解。《蚵豐村》是一篇極具台灣特色的寫實劇，背後核心誠然是考驗著一代又一代「人與空間」的舉世課題。

台灣故事，歐式美學

儘管電影敘說如此本土的題材，但觀眾或能從電影中感受到濃濃的異國風情。電影在配樂、攝影和混音等技術層面，都讓人有前所未有的魔幻感受，例如出現不只一次的巨大濟公佛像，或是融合嗩吶、電子樂與宗教音樂的背景音效，和那些在非海邊場景，卻出現被風拂過的蚵殼聲。台灣傳統漁村頓時披上帶有神祕、魔幻色彩的東歐風情，《蚵豐村》所塑造的衝突與趣味，從敘事到形體皆自成一格。

全片以十六釐米底片拍攝，呼應沙洲揚起的粗礪與沙塵，導演的歐洲經驗如實反映於作品中。技術面上由眾多外國電影人參與，因此我們能看見不同以往的台灣漁村面貌，藉由樂音、畫面與氣氛營造，構築一座魔幻非常的台灣西南沿海村落。

本片導演林龍吟在台就讀政大外交系畢業後，遠赴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攻讀電影導演研究所，作品曾入選法國坎城影展短片單元、紐約威廉斯堡國際影展競賽單元等國際影展。

即便是新導演，我發現自己第一次接觸他的作品，是在2015年的《遙遠人聲》新聞專題，當時他與記者重返車諾比核災區，製作一連串震撼人心的浸入式體驗報導。回頭來看，當時的車諾比專題，其實也緊扣著類似情結，《遙遠人聲》是被迫離鄉的困惑與無奈；多年後的《蚵豐村》，則是被迫返鄉的別無選擇。

發大財：台灣對成功定義的唯一解

電影有兩位年輕男性角色，除了從城市黯然返鄉的盛吉，另一位就是一直待在鄉村、盛吉的知心好友昆男（陳莘太飾）。相較盛吉父親順明（喜翔飾）承繼父業，終其一生養蚵，年輕人顯然不安於世。於是一個北上打拚，一個成天天馬行空只想出奇制勝，搞出幾個觀光工具和亮眼口號，幻想能就此鹹魚翻身。

片中當兩人走在沙灘上，面前出現的巨大濟公佛像，形成一幅有趣的對比畫面。在灑脫豁然的濟公面前，盛吉與昆男彷彿被塵世困住的肉體，濟公的那抹微笑，除了癲狂，更多了種「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奇特對望。抑或是片子末端那通巧妙的通話，觀眾似曾相似，片尾反倒回到最初，我們卻都已不再相同。

發財大夢縈繞台灣人世世代代，對於成功的平板想像，讓多少人發瘋似飛蛾撲火。社會氣氛浮躁不安，只好將想望投射於速食口號，宛如寫給現代人讀的童話，然而它們往往不會是真實答案。

《蚵豐村》在平凡的「有家難歸」故事中，側寫台灣現代產業面臨的瓶頸與社會困境：當蚵豐村不再「蚵豐」，留下的人不見得是失敗者，出走的人又有多少能風光歸來？《蚵豐村》不急於給予解答，不貿然定成敗，而是緩緩描繪這群濱海小人物的焦慮與渴望，看他們如何找尋各自生命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