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山魚譜》：不願向時代妥協的貶謫文人書寫

18世紀前的朝鮮半島，向來受中原文化影響深厚，朝鮮王朝下的儒學占優勢地位，程朱理學同樣備受文人推崇，這樣的情況直到朝鮮正祖時期才開始出現轉變。受西方影響，西學東傳，改變同樣也出現在宗教傳播上。天主教傳入朝鮮半島，教會數量成長，雖仍算是「不入流」的宗教，但規模日益壯大。然而，到了朝鮮純祖時期，朝廷展開大規模肅清天主教徒的行動，導致朝鮮天主教勢力遭嚴重遏制，更扼殺許多文人接觸先進西學的機會，史稱「辛酉邪獄」。

朝鮮著名進步思想家丁氏兄弟——丁若鏞、丁若鍾、丁若銓同樣是遭迫害的一群學者，《茲山魚譜》這部電影即是講述丁若銓因信奉天主教遭流放至韓國西南端的黑山島（又稱茲山）的故事，並擴寫他在流放期間遇見當地漁民昌大的經歷。儘管流落邊疆，丁若銓不改學者風範，受到昌大的幫助，他著手研究海洋動植物，實地記錄它們的外觀、習性和棲息地，並在1815年完成《茲山魚譜》（자산어보）一書，成為日後朝鮮半島海洋生物的珍貴史料。

三人行必有我師：不分階級的師徒關係

即便昌大是一介貧窮漁民，他對一切學問深感好奇，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只得仰賴少數從「陸地」運來的經書，努力理解四書五經和性理學的博大精深。起初他因丁若銓的罪人身分而不願向他學習，最終仍難抵好學心，拜他為師。雖說兩人皆手不釋卷，追尋知識的目的卻些微不同——丁若銓深知西學之必要，在理解儒學、性理學的基礎上，如海綿般多方吸取來自西方列強與時俱進的知識，然昌大以儒學為尊，出身困頓、地位低下的他，更想藉由讀書翻身，考取科舉做官。

兩人差異沒有誰對誰錯，說到底，都是為了創造心目中理想的社會。當我們試著以當時文人的角度思索，他們之所以讀書，最終目標除輔佐君主，如同昌大這樣的年輕人其實也是為了改善社會地位。不過相反地，科舉制度反倒讓無數代高知識分子耗費花樣年華在反覆研讀古書和背誦，那些古文經典雖立意良善，化作考試科目則僵化讀書人思維，在講求挑戰的西方世界突飛猛進時，朝鮮知識分子仍陷入內耗的原地踏步。

片中描繪的丁若銓便是僵化制度的逃犯，他主張師從各種值得效法的學問，卻被視作儒學叛徒遭到流放，他眼裡的昌大，何嘗不是朝鮮無數讀書人的沉痾，也不正是當年的自己？

當昌大如願以償，進京高中科舉，卻在進入官僚體制後適應不良，看不慣貪官污吏剝削百姓，正因自己也曾是被剝削的一方，他更能體會弱者的無助，也加深既得利益者的可憎。前半生以儒學為信仰，以服務國家為己任的昌大，頓時發現自己苦讀的經書反倒變成為邪惡鋪路的工具，官員不過是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昌大宛如經歷震撼教育。回首來時路，他想起他的老師丁若銓，決心回到茲山，回到他的起點。

這段動人的師徒關係，橫跨階級、年齡與職業，遭流放的文人和一生以海為家的漁民，這個看似天差地遠的組合，卻意外地擦出火花。兩人朝夕相處、彼此學習，丁若銓唾手可及的學識宛如知識源泉，解了昌大的求知若渴；昌大經年累月成日常的海洋知識，在丁若銓眼中則是極為珍貴，值得大書特書的的實務養分。兩人各取所需，展現任何人都能是我們的老師，知識無分貴賤，在於我們是否能領略它的價值。

韓國電影彰顯歷史的痛苦與榮耀

南韓導演李濬益（이준익）向來擅於處理歷史題材，如他的前作講述朝鮮王朝悲劇人物思悼世子的《思悼》（2014），和以日治朝鮮時期的獨立運動家為題的《朴烈：逆權年代》（2017）皆在影像中刻畫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相較其他作品，這回的《茲山魚譜》則更像是他2016年的電影《東柱：時代詩情》——同樣的黑白攝影與令人歎為觀止的畫面構圖，鏡頭語言溫柔凝鍊，在大銀幕下尤具魅力。

兩片皆具備高度文學性，善用對白象徵、劇本處處暗埋隱喻，宛如小說文字躍然光影，在不同文本形式取得巧妙平衡，並各自擷取彼此優勢。那具體和無形間的模糊性，更是讓作品擁有無限解譯空間。形式上有其相似之處，角色描摹亦然，《東柱》裡被國族命運左右的浪漫詩人與《茲山魚譜》因威權而遭流放的落魄文人，都有著共同點——便是「抵抗」，然而，這股抵抗的力量並非彰顯於武力，而同樣寄予文學，藉由書寫與時代拚搏，不輕易向命運低頭。

《茲山魚譜》是一次影像和文學的傑出結合，令我想起所有台灣學生或許都有的集體回憶，中學時期，我們常在課文中讀到流放文人的心境，講台上老師口沫橫飛，疲於講解註釋，只是，文言文晦澀難懂，比文字更難懂的是心境——小小年紀的我們正處青春熾熱，又怎能體會那些知識分子離開京城、身處鄉野，有抱負但無從施展的蒼涼感受？

藉由《茲山魚譜》的描摹，教科書中文人們的輪廓變得不再遙遠，橫跨數百年，與現今觀眾進行一場動人的跨時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