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片回顧:當觀眾重回台灣電影的懷抱,我們看見了什麼? | 黃彥瑄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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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片回顧:當觀眾重回台灣電影的懷抱,我們看見了什麼?

《同學麥娜絲》劇照。 圖/甲上娛樂
《同學麥娜絲》劇照。 圖/甲上娛樂

日前《陽光普照》(2019)被美國雜誌《綜藝報》(Variety)評選為「2020年度十大最佳電影」之一,這部描述家庭糾葛與生命救贖的故事,藉由串流平台而獲得國際關注。影評人德布魯(Peter Debruge)稱其為「史詩般的救贖傳奇」(epic redemption saga)。與此同時,今年8月上映的《怪胎》在倫敦東亞影展(London East Asia Film Festival)上榮獲「最佳影片」的殊榮。

即便在疫情時代下,台灣電影依舊能從逆勢中翻盤,除了在國內收穫高票房,在國際間也展現了文化軟實力。於此,在2020底回顧今年的台灣電影,我們能看見什麼?

《孤味》劇照。 圖/威視提供
《孤味》劇照。 圖/威視提供

撰寫私史:藉由私人故事引發情感共鳴

在台灣新浪潮時期,電影導演著重於展現「歷史與人」的交織性。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講述了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與掙扎。1991年,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橫空出世,再現1960年代苦悶的時代風貌。如今後殖民時代中,年輕一輩的導演們更著重在描述個人的生命經歷,歷史幽靈隨著時代的更替而逐漸消散。

儘管在《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電影以後解嚴時代為背景,但「歷史」始終不是故事的主軸,導演柳廣輝本人的高中愛情回憶才是文本的主體。電影裡所謂的「維特中學」,也正是以導演的母校「衛道高級中學」為原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既是對過往記憶的回溯,也是導演送給初戀一封遲來的情書。

同樣是取材於過往青春回憶,即是黃信堯導演的《同學麥娜絲》,電影改編自其早期拍攝老友們的紀錄片《唬爛三小》(2005)。紀錄片中,幾位同學聚在一起百無聊賴說著生活鎖事的樣貌,被深刻地在銘刻在電影的畫面中。

另外,由許承傑執導的《孤味》也是來源於其幼時回憶。導演在專訪時談到:「這個故事是真實發生,我失蹤很久(十多年)的外公,在過世前回到台南,希望回到家裡辦喪事。」《孤味》以孫女小橙的角色作為導演的自我投射,用小橙的眼光觀看阿姨們以及阿嬤,如何為這位缺席的外公舉行一場體面的喪禮。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劇照。 圖/氧氣電影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劇照。 圖/氧氣電影

《同學麥娜絲》劇照。 圖/甲上娛樂
《同學麥娜絲》劇照。 圖/甲上娛樂

本土化熱潮:重新銘刻「家鄉」的樣貌

自後新電影浪潮以來,由2008年《海角七號》所帶來的本土化電影熱潮持續延燒至今,並以豐富多采的樣貌出現在2020的台灣電影中。像是《孤味》講述發生在台南林家的家庭秘史,作為聯繫家庭情感的食物——「炸蝦捲」——更是構成台南印象的重要線索。而我們也隨著那些熟悉的鏡頭移動,一一走過安平魚市場、鹿耳門天后宮及四草大橋,走過秀英生命裡的每段記憶。

於今年金馬入圍11項的電影《消失的情人節》,則展現了台灣地景的多樣風貌。觀眾搭乘著由阿泰所駕駛的公車,穿過熱鬧繁華的信義區街頭,一路來到嘉義的東石鄉。台灣西岸沿海地層下陷的景況,在空拍鏡頭下,竟成了另一種美感。

除了自然地景的展現,台灣電影中的人物也是以充滿台味的本土化形象現身。在《同學麥娜絲》中,四個中年男在復古泡沫紅茶店裡叼著牌、抽著煙,親切得就像是住在隔壁的鄰居大叔。這些草根人物的形象,早已深植在觀眾的心底。

除卻對劇情片的討論,在談及台灣恐怖類型敘事上,也增添了本土的神秘色彩。自2015年推出的《紅衣小女孩》廣受觀眾好評後,便開啟了「紅衣小女孩宇宙」,並順勢推出了三部曲——《紅衣小女孩》、《紅衣小女孩2》、《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這些流傳於山林間的「魔神仔」傳說,依靠著電影媒介,找到了棲身之所。

2020年,《馗降:粽邪2》將台灣沿海的民間送煞儀式——送肉粽——搬上大螢幕;而《女鬼橋》同樣以流傳在東海大學的靈異故事作為原型進行敘事。

《孤味》劇照。 圖/威視提供
《孤味》劇照。 圖/威視提供

《消失的情人節》劇照。 圖/牽猴子整合行銷
《消失的情人節》劇照。 圖/牽猴子整合行銷

邊緣者敘事:電影作為動員社會的力量

電影題材的掌握上,創作者們更加關注於「邊緣者」的故事,《無聲》關懷的對象是一群在社會上失聲的聽障者;《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親愛的房客》討論的是同志族群的現實處境;《同學麥娜絲》中呈現了一群被放逐在違章建築中的無家者。過去這些較少被關注到的邊緣族群,透過影像的再現,登上大銀幕佔據大眾的視野,促使觀者去重思並反省現存的社會體系。

首先,電影《無聲》取材自2011年發生在台南啟聰學校的性醜聞事件,直探在官僚體制下層層包庇的共犯結構。導演柯貞年正是藉由電影文本與觀眾進行對話,她說:「電影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能開啟一道門。」在《無聲》中所發生的惡行,正是源於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所致,導演透過電影對外發聲,讓光得以照進那些陰暗幽微的社會角落。

在台灣電影史上,「同志族群」雖為社會的邊緣者,卻是創作者們亟欲關注的對象。1993年,導演李安《喜宴》憑藉本片獲奧斯卡獎、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提名。2002年,導演易智言以《藍色大門》帶出少女對性取向的迷惘與探尋,開啟台灣青春片的熱潮。

再回歸到2020年上映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該片以「青春題材」作為電影外殼,其中包裹著在保守時代下「想愛卻不得愛」的心酸,兩位愛人間的距離是以橫跨了幾十年作為代價。另外,在《親愛的房客》中則呈現了同志伴侶與伴侶親屬之間的關係,而真正能夠維繫親情關係的,並不是「血緣」而是「愛與承諾」。

最後,在《同學麥娜絲》中,我們窺見了社會底層的生活樣貌,有人選擇棲居在骯髒的廢棄大樓中,有人則選擇在路邊隨意搭棚過日子。生活對他們而言,實則是一道生存的難題。

《無聲》劇照。 圖/Catchplay
《無聲》劇照。 圖/Catchplay

小結

相比於去年較受關注的兩部國片:《返校》、《陽光普照》,今年的台片市場可謂是精彩紛呈、百花齊放。部分原因也是緣於國外大片延遲上檔,促使台灣觀眾的目光重新回到台灣電影。

疫情時代下所帶來的封閉感,讓我們將焦點往內看並回歸自身,去觀看影像中再現的家鄉——無論是在《孤味》中嚐盡人間冷暖的「孤味」,或是透過《消失的情人節》捕捉到一段「消失的時光」,以及在《同學麥娜絲》中體現對過往的追憶——台灣電影正是透過影像的連結,將身處於同一塊土地的觀眾,重新凝聚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親愛的房客》劇照。 圖/金馬影展
《親愛的房客》劇照。 圖/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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