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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的殉道者黃華成(下):「大句點」,晚了24年的告別式

左:1979年黃華成在《大學雜誌》第126期發表模仿密告檢舉函書寫的〈黃氏基金會來函〉。右:1976年黃華成在《雄師美術》雜誌封底刊登攝影廣告「The Mother of Washington大台北畫派十周年」來嘲諷美國。 圖/作者提供
左:1979年黃華成在《大學雜誌》第126期發表模仿密告檢舉函書寫的〈黃氏基金會來函〉。右:1976年黃華成在《雄師美術》雜誌封底刊登攝影廣告「The Mother of Washington大台北畫派十周年」來嘲諷美國。 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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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台灣青年對於前衛藝術、實驗電影的想像來源,主要都是從美國帶進來的英文書刊。就連許多冠以「現代派」藝術之名的各式美術展覽和音樂會,也都是在早期(台北)南海路、泉州街交會口的「美國新聞處」(USIS)林肯中心舉辦,要不就是位在羅斯福路上、有著天主教耶穌會背景的「耕莘文教院」。

戒嚴時期的台灣,所謂「前衛藝術」的定義,乃是交由老大哥(美國)以及國民黨文工會來決定,它會允許你打開一扇小小的窗口,讓你依稀感受、接觸到一點點自由的空氣,但卻是一種「選擇性」的、不至於動搖其根本政治立場的限度開放。

比方黃華成、邱剛健等人儘可以在耕莘文教院大玩《等待果陀》這類荒謬怪誕的舞台劇,也能藉由「實驗電影」形式大膽偷渡一些關於「逃避」(逃亡)、「疏離」和「性」等隱晦的批判意識,甚至還可以間接大酸陳映真是「假共產黨」1;或以床上誘人遐想的兩雙腳ㄚ彼此交纏、上面披著美國國旗的攝影廣告「The Mother of Washington大台北畫派十周年」來嘲諷美國;或在《大學雜誌》(第126期)發表模仿密告檢舉函書寫的〈黃氏基金會來函〉,以戲謔手法影射馬廷英、藍蔭鼎、高信疆這三位文化界名人。

但最重要的是,黃華成內心始終抱持著高度警覺,就算做出再多的「傻事」,也絕對不能踩到「真正的紅線」,包括不違背「反共」國策,不談魯迅、馬克斯等這些「附匪作家」與相關左翼著作,以及不直接批評蔣家。

儘管在表面上,黃華成生前似乎並沒有被警總找過麻煩,也不曾因為其發表各式前衛藝術作品裡針對傳統體制的「批判」意識和「挑釁」舉措,而遭告發或被逮捕。而在北美館「未完成.黃華成」展覽裡,其中有一段紀錄影像特別令我頓覺一陣啞然及莫名感傷。

策展單位找來了幾位黃華成當年廣告界的朋友,在他過世之後進行訪談回憶,內容大概提到:黃華成有時會向身邊好友控訴,說他自己經常受到警總特務人員的秘密跟蹤與監視(還記得不只一位友人提過黃華成到了晚年似乎越來越有「被迫害妄想症」的跡象),甚至還會開玩笑說當時全台灣只有他(黃華成)跟陳映真家裡的電話不用付錢,原因是他倆老早就被情治單位列入監聽的黑名單。

「未完成.黃華成」展出70年代黃華成擔綱設計的書籍封面共300多本。 圖/作者提供
「未完成.黃華成」展出70年代黃華成擔綱設計的書籍封面共300多本。 圖/作者提供

從實驗影劇「前衛藝術」,到書刊封面「商業設計」的轉向

昔日在高壓的戒嚴環境下,關乎政治與社會的敏感議題大多不能直接碰觸,只能委婉道出。黃華成唯有透過另一種間接的、隱喻的方式,藉由各種圖像符號與日常生活物件重新排列組合的視覺語言,創造出一個介於灰色模糊地帶的夾縫空間,在裡面(偷渡)表達自己的批判觀點。

1968年「民主台灣同盟案」爆發,包括陳映真等36人被捕入獄,同年黃華成則是隨著邱剛健的腳步前往香港,進入邵氏電影公司擔任美術設計和編劇,卻只待了短短一年,即因事業不如意而回到台灣。自1970年起,黃華成的創作有了明顯轉向,開始以廣告企劃與商業美術設計為主業,幾乎停止了過去60年代那些深具實驗精神的前衛展演。

根據莊靈的說法,主要是為了「謀生」負擔家計,黃華成自創出一系列名為「設計攝影」的風格手法,在整個70年代替遠景、遠行、武陵等出版社製作了大量書刊封面。

這次在「未完成.黃華成」展覽現場,總共陳列了大約300多本的書籍封面。其中較為經典的,譬如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黃華成以一枝被鐵絲圍住的短鉛筆,來表達文人靈魂被囚禁、流放的封面意象;鹿橋小說《人子》封面,在嬰兒奶瓶裡裝滿了銅板錢幣與金屬子彈殼,展現出純真童稚強烈對比於金錢暴力的符號隱喻;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亦以一朵花插在養樂多玻璃瓶裡,解放了日常生活物件長久以來被認知的經驗及概念;《嫁粧一牛車》用美鈔港幣塞在女性蕾絲褲襪花邊底下,予以嘲諷金錢、國族、社會階級與性的複雜關聯。

展區內有一段七等生的訪談影片頗有意思,裡頭回憶當年他在遠景出版小說時,特別欣賞黃華成的攝影封面,頗與小說裡的超現實情節與荒誕氣息彼此呼應,並且為他吸引了不少讀者。當時每賣出一本就可抽一塊錢的版稅,一刷約2,000本,版稅就是2,000塊錢,其中黃華成每一張封面的設計費就佔了500塊錢。

據聞,黃華成一生最嚮往的,就是要做導演、拍電影,而他過去從事諸多前衛藝術展演的終極目標,其實也是電影。即使他後來改換了職業跑道,轉向投入商業領域從事平面美術設計,但在他骨子裡卻始終仍是以拍電影的思維模式來運作。因此,黃華成的諸多封面設計往往帶有鮮明的「電影感」(Cinematic),每張作品就像是在他這位導演的安排下,欲將所有劇情濃縮、凝鍊成單幅畫面的一部極簡電影。除此之外,這些畫面也大都呈現出強烈的批判性與現實的荒誕感,儼然即是黃華成針砭、嘲諷當代台灣社會的圖像式批判文本。

睽違了24年後的今天(2020年),終於得以在北美館展出當年未完成的「黃華成大句點」。 圖/北美館
睽違了24年後的今天(2020年),終於得以在北美館展出當年未完成的「黃華成大句點」。 圖/北美館

每一次重大的告別,都伴隨著一部分自我的死去

黃華成以悲劇英雄之姿,面對死之必然,舉凡小說、戲劇、書封作品裡經常出現象徵死亡意象的墓碑、黑洞、子彈、骷髏、標本等物件符號。

然而,由於不願意死了以後還要任人擺佈,所以堅持要在生命的末尾,舉辦自己的告別展,而且只展一天。1996年5月21日這天,黃華成邀集昔日失散了2、30年的藝文界老友,以幻燈片回顧了自己過去一生的創作,同時也央求眾人一起動手替他編織出一隻竹馬。竹馬的上半身,看起就像是唐吉軻德的盔甲。

就在這場活動結束的三個月後,黃華成過世。一群多年老友仍是依依不捨,又亟欲替他籌劃一場前所未見的告別式,名曰「黃華成大句點」,內容計畫要在北美館展出黃華成一生所有作品,包括設計、照片、實驗電影、戲劇、小說等,並將黃華成的肖像放大擺在現場,地上鋪滿世界名畫,彷彿如他過往的作風般、繼續嘲諷著這個世界。遺憾的是,當時北美館方以「檔期已排滿」為由,婉拒了「黃華成大句點」提案。

沒想到,該來的總是會來。很多事積多了、等久了,遲早也都是要還的。又再過了24年後(2020),已故的黃華成終究還是等到了機會,在北美館順利展出當年龍思良所形容「非常黃華成」風格的「大句點」。

巧妙的是,當時採訪黃華成晚期這兩樁重要事件的報導者,正是甫進入《中國時報》不久、擔任藝文線記者的李維菁。近十多年來,包括楚戈、商禽、龍思良、李錫奇,這些屬於黃華成那一代的老朋友相繼一一遠行,就連替黃華成寫下最後兩篇報導的李維菁,後來也跟著走了。

1996年《中國時報》記者李維菁採訪黃華成的報導文獻。 圖/作者提供
1996年《中國時報》記者李維菁採訪黃華成的報導文獻。 圖/作者提供

  • 參見〈大台北畫派宣言〉第42條:「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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