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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立友好」遠方國度立陶宛(上):相似的歷史,與自由浪漫的追隨者

回顧過去百年歷史卻彷彿攬鏡自照,立陶宛與台灣有著太多相似的處境和命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回顧過去百年歷史卻彷彿攬鏡自照,立陶宛與台灣有著太多相似的處境和命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多年前,我曾深深著迷於波蘭大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經典電影《雙面薇若妮卡》(Double Life of Veronique)。片中講述兩個素不相識,卻有著相同面孔、相同宿疾且都愛好音樂的同名女子薇若妮卡,彼此之間似有一股神秘力量將她們兩人的命運連繫起來,像被隱形的線牽動著。

電影裡,其中一位波蘭的薇若妮卡對著自己的父親說:「我有種奇特的感覺,我在這世上並不是孤單一人的」;另一位法國的薇若妮卡也說著類似的台詞:「我覺得自己好像同時活在兩個地方,總該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暗示著,雖然兩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卻彼此平行依存,彷彿同樣的靈魂一分為二,形神互換死生共鳴。

因緣際會,今年六月中旬,立陶宛捐贈台灣兩萬劑AZ疫苗,數量雖不多,卻表達了不懼中國威脅的勇氣。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不僅在臉書分享台灣插畫家「蠢羊與奇怪生物」作品《致敬》,上頭畫有台灣黑熊,以及立陶宛國鳥白鸛,同時也在推特宣稱:「雖然是用很微小的方式,但我們能在抗疫途中為台灣人民伸出援手,為此我感到相當自豪。熱愛自由的人們應互相關照」!

許多台灣人在深受感動之餘,紛紛搶購立陶宛進口的「沃福斯」(Volfas Engelman)啤酒和「露特」(Ruta)巧克力來表達感謝,更讓我們重新看見這個位居東歐「波羅的海」旁有波蘭與俄羅斯等強鄰環伺、總人口不到三百萬、距離台灣非常遙遠又神秘的國家。

回顧過去百年歷史卻彷彿攬鏡自照,立陶宛與台灣有著太多相似的處境和命運:譬如同樣都是以小國之姿面對強大的共產獨裁國家的威脅,亦皆曾長期遭受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且都相當重視人權、強烈渴望(珍惜)民主自由,而內部至今也都還存在著激烈的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問題。

回顧上世紀80年代末,戈巴契夫執政的蘇聯晚期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推出改革開放政策,連帶促使立陶宛人開始採取「非暴力」手段進行抗爭,乃至1989年8月23日發起大規模的「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運動。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到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由北到南總共超過兩百多萬人的群眾手牽手、齊聲高唱〈波羅的海正在醒來〉(立陶宛語:Bunda jau Baltija)一曲,以表達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反對極權主義,主張獨立建國的意志。

影響所及,2004年2月28日在台灣舉辦的百萬人「牽手護台灣」活動,牽起全台五百多公里長的人龍,共同唱著〈伊是咱的寶貝〉宣示反對中國威脅、同時守護自己家園的決心,便是受到「波羅的海之路」運動的啟發。

由一群好酒者和藝術家所組成的浪漫之國

自古以來,立陶宛人一向是個勇於改革、且非常喜愛唱歌的民族。

過去長達50年的蘇聯佔領殖民期間(1940~1990),蘇共當局限制立陶宛人的言論自由,而他們卻仍可透過歌唱來維繫自身傳統文化,互相扶持走過那段艱難歲月。他們以歌唱凝聚國家認同,並藉此表達自身獨立意願、號召「非暴力」和平抗爭的模式稱作「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

自1950年起,立陶宛人每隔五年都會定期舉辦「立陶宛音樂節」(Lithuanian Song Festival)活動。及至1990年立陶宛恢復獨立之後,「立陶宛音樂節」也晉身成為國家慶典的重要地位。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將「立陶宛音樂節」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最近的一次歌曲節於2018年七月舉辦,乃是為了紀念立陶宛建國百年,主要活動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進行,為期七天的音樂節,能夠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表演者,現場演出立陶宛傳統音樂、歌曲、舞蹈、戲劇等。除了表演者之外,很多前來捧場的觀眾也會身穿全套傳統服飾,以身為立陶宛人感到驕傲。

此外,立陶宛的當代藝術、攝影、繪畫也發展得相當興盛,境內頗多天然湖泊、河流及森林,自然景觀環境優美,各種有機農業和啤酒的生產品質極佳,整體的文化自信心非常強。

近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前往古亭捷運站附近的「童里繪本洋行」淘書尋寶,不時發現許多有趣的歐洲出版繪本和立體書。其中頗令我驚艷的一本,書裡呈現多層次縱深的鏤空紙雕技法,搭配不同深淺的藍,精細刻畫出月光下鳥樹蟲鳴剪影百態的法文版立體書《藍色花園》(Le Jardin Bleu)。作者Elena Selena(1993- )即是90後出生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現居巴黎的青年紙藝家。

Elena Selena先是畢業於維爾紐斯藝術學院,隨之以交換生身分進入巴黎高等埃蒂安納藝術學院(l'École Estienne de Paris)修習插畫、書籍設計及文字排版學。Le Jardin Bleu原是她的畢業設計作品,後來得到法國Gallimard出版社的青睞,接著又歷時兩年,才最終完成這部初試聲啼就獲得廣大迴響的紙雕立體書。2018年,第二部立體書《熱帶叢林》(Jungle)隨後問世,翻覽冊葉之間,彷彿引領讀者一窺立陶宛境內原始森林蓬勃的生命氣息和百變樣貌。

綜觀同屬立陶宛的插畫藝術家曾經在台灣翻譯出版的中文繪本,還包括:莫妮卡.法斯那維奇涅(Monika Vaicenavičienė,1991- )以祖孫對話的探險形式講述世界各地水文特色的故事繪本《河流》(VAD ÄR EN FLOD?)、奧絲拉.裘杜萊特(Aušra Kiudulaitė,1978- )的《鞦韆上的狐狸》(Happiness is a Fox)、達利婭.卡帕維秋特(Dalia Karpavičiūtė)的《我從哪裡來?》(Where did Fluffy come from)、卡思特提斯(Kestutis Kasparavicius,1954- )的《書看書.魚釣魚》、凱貝辛卡斯(Rimvydas Kepežinskas,1956- )描繪伊索寓言的《選哪條路走?》、黛安娜羅達(Diana Radaviciute)重新詮釋格林童話的《糖果屋》,以及愛格妮絲(Agnes Indre,1963-2015)的《繪本莎士比亞》等。他們的作品不只廣受立陶宛本地讀者歡迎,更經常斬獲國際各大童書獎項。

可想而知,一個總人口不到三百萬的國家,僅僅是繪本一項,竟有如此數量豐富的插畫作品輸出到台灣。無怪乎在民間自始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立陶宛乃是由一群好酒者和藝術家所組成的浪漫國度。

另有一些藝術家雖然尚未有過相關作品引介來台,卻都各具獨特的風格魅力,亦為許多歐美時尚雜誌與當代藝術展覽的常客。比如,擅長以復古懷舊的粗顆質感繪製背影肖像、畫中帶有明顯諷刺社會批判意識的插畫家卡羅利斯(Karolis Strautniekas),作品裡充滿超現實主義的魔幻色彩與未來感的原畫設計師格迪米納斯(Gediminas Pranckevicius),以及結合人像攝影與數位繪畫、主題偏向迷幻華麗的哥德式畫風、宛如暗黑版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混合媒體藝術家娜塔莉.蕭(Natalie Shau)。

2017年法國Gallimard出版社發行立陶宛紙藝家Elena Selena的立體書《藍色花園》(Le Jardin Bleu)。 圖/作者提供
2017年法國Gallimard出版社發行立陶宛紙藝家Elena Selena的立體書《藍色花園》(Le Jardin Bleu)。 圖/作者提供

「書籍走私者」是守護文化的民族英雄

數百年來,立陶宛的國族認同相當複雜。早在16世紀中葉(1569),即與鄰近的波蘭王國締結成為「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從此長期深受波蘭語言文化的影響,亦曾是東歐地區最強盛遼闊、人口最多的國家。

之後,到了18世紀晚期(1795),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國列強共同侵略並且瓜分了波蘭,等同宣告「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滅亡,其中屬於立陶宛的大部分領土也遭受俄羅斯帝國併吞。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刻意使立陶宛人與波蘭人之間形成對立(影響至今,有些立陶宛人甚至認為波蘭文化乃是對立陶宛本土文化的入侵),隨後繼任的亞歷山大二世更在1865年宣布查禁立陶宛語刊物,並以俄羅斯「東正教」強制取代立陶宛人的「天主教」信仰。雖然人們平常仍可使用立陶宛語交談,但出版寫作卻被嚴令禁止,各地學校也規定必須接受俄語教育。

當時為了規避、抵抗俄羅斯帝國的圖書審查禁令,於是開始出現一群所謂的「書籍走私者」(Book Smuggler,立陶宛語:Knygnešys)。他們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嘗試透過各種方式暗渡陳倉,將國外印刷的立陶宛語書籍和期刊偷運至立陶宛境內。其中大部分書籍都是從普魯士邊境走私而來,也有一些取道美國出版商。

左為位在考納斯(Kaunas)「維陶塔斯大帝戰爭博物館」前廣場的「書籍走私者」(Knygnešys)紀念雕像,右為2017年美國猶太神學院歷史學教授大衛·費什曼(David Fishman)出版的報導文學作品《書籍走私者》(The Book Smugglers)。 圖/維基百科、Amazon網路書店
左為位在考納斯(Kaunas)「維陶塔斯大帝戰爭博物館」前廣場的「書籍走私者」(Knygnešys)紀念雕像,右為2017年美國猶太神學院歷史學教授大衛·費什曼(David Fishman)出版的報導文學作品《書籍走私者》(The Book Smugglers)。 圖/維基百科、Amazon網路書店

最初,這些「書籍走私者」來自各行各業,並且不分男女年齡而獨自工作。他們通常先把書藏在裝蔬菜麵包的麻袋裡或有蓋的貨車中,運送到立陶宛境內的中轉站,然後再由眾多秘密組織的志願者將這些書籍分發到各地。有些走私者甚至會打扮得像乞丐,或將工具帶綁在腰間偽裝成工匠,用厚衣服掩蓋報紙和書籍。

一般來說,由於夜晚時的邊境守衛人數最少,因此書籍走私者大多選擇在夜間行動,特別是在冬季,因為適逢暴風雪期間,運送往往是最安全的時刻。然而,走私書籍的工作終究仍有極大的風險。一旦被警察發現,輕者將被處以罰款,重者則被驅逐和流放至西伯利亞,更有許多走私者在偷越邊境時不幸當場遭槍殺處決。直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政府為安撫國內的少數族群,才正式解除了對出版物的禁令。

不久後,伴隨著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舊俄帝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立陶宛也旋即於翌年(1918)宣佈獨立。二戰期間,1939年史達林與希特勒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在歐洲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立陶宛再度遭到蘇聯佔領,失去獨立國家的自由和主權地位。

在德蘇兩大獨裁者的雙重壓迫下,立陶宛人儘管再次面臨國族認同分裂的困境,且不時與波蘭爆發領土衝突,其首都維爾紐斯卻意外成為當時遭納粹迫害的歐洲猶太人逃亡到立陶宛避難的藏身之地。閱讀美國猶太神學院歷史學教授大衛.費什曼(David Fishman)在2017年出版的報導文學著作《書籍走私者》(The Book Smugglers),便是講述當年的立陶宛與猶太平民如何從納粹德國和蘇聯手中,透過各種藏匿、掩埋等方法而秘密搶救出無數珍貴書籍史料的故事。

及至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重獲自由的立陶宛率先宣佈獨立。為了感謝當年那些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協助夾帶書籍讓立陶宛語文化得以存續,因而遭到流放或殺害的眾多前輩們。立陶宛政府特地在考納斯(Kaunas,立陶宛第二大城)的「維陶塔斯大帝戰爭博物館」(Vytauto Didžiojo karo muziejus)前廣場建造了一座命名為「書籍走私者」(Knygnešys)的雕像紀念碑,用來表彰如民族英雄般的尊崇之意。

碑上的雕像乃是以俄羅斯帝國時期立陶宛最著名的「書籍走私者」尤爾吉斯(Jurgis Bielinis)作為人物原型,並將其生日3月16號這天定為「書籍走私者」紀念日。此外,2011年由立陶宛新生代導演喬納斯.特魯卡納斯(Jonas Trukanas)執導上映的一部歷史劇短片《書籍走私者》(Knygnešys),影片內容主要透過演劇形式重現昔日的盜火者身影,並向不吝犧牲奉獻偷渡禁書的尤爾吉斯與其同代人致敬。

▍下篇:

「台立友好」遠方國度立陶宛(下):藝術家、愛書人與裝幀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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